第79章

    苟延残喘

    195年10月6日，段祺瑞酝酿已久，寄以厚望的关税特别会议开幕了。参加国有美、英、法、日、意、德、比、荷、葡及瑞典、挪威、丹麦共1国。邀请这么多国家在中国开会，这是空前的壮举。段祺瑞感到身价陡增。

    说起关税协定，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早在1854年，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根据《南京条约》组织“关税管理委员会”，用他们的人管理中国海关。这个强盗规定，于1858年《天津条约》中确定下来，由上海推及全国。70多年来，关税协定成了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颈上的一根绳索，中国关税没有自主权，一切听命于洋人。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政府曾提出关税自主问题，和会以不在讨论之列为由，不予理睬。19年，中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上提出同一问题，指出即使战败国也无关税协定先例，而中国为战胜国之一，不应受此约束。帝国主义者无言答对，推说待九国公约签字后，允许中国召开国际关税特别会议，加收。5税金，以保证关税协定继续有效。在侵略成性的强盗面前，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也难以实现，中国曾两次提出召开关税会议，各国以九国公约尚未签字为由拒绝兑现。直到法国以承认金法朗案作为交换条件，九国公约才签了字。

    本来，帝国主义者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召开关税会议的。惟因中国爆发了“五卅”反帝运动。一方面，他们害怕这场席卷中国的反帝运动；另方面他们想讨好段政府，继续镇压群众运动。而段祺瑞没有力争关税自主的胆魄，只求做到部分加税以缓和日益恶化的财政，也就心满意足了……开会这天，怀仁堂门外金风送爽，花团锦簇。高大的建筑物上彩旗飘扬，1国国旗，一字排开竖在大门前；各种牌号的小轿车，停放在门前广场上。为了会议安全起见，中南海的大门内外增哨加岗，戒备森严；通往怀仁堂的路旁、道口、树下，岗哨林立，气氛庄肃，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靠近会场。

    上午8时许，段祺瑞穿着西装，扎领结，足蹬皮鞋（他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讨好外国人），在正副议长，全体阁员簇拥下步入会场，立刻引起中外与会者一阵热烈掌声。军乐队演奏活泼欢快的进行曲，在有节奏的旋律中，段祺瑞健步登上舞台。这时，已在主席台上就座的1国首席代表，都站起来鼓掌欢迎，段祺瑞走上前去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其实，这些首席代表都是由驻华公使兼任，只有日本政府另外派出代表团，其首席代表就是曾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前驻华公使日置益。

    8点0分，大会主席、外交总长沈瑞麟宣布开会。全体起立，奏中华民国国歌，大家参差不齐地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在掌声中，段祺瑞首先致辞。他以谦诚真挚的感情，欢迎各国代表出席会议。接着，列举了关税协定的起因，沿革及其不合理性。说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之立场，中国历界政府多次宣言并无放弃关税自主之要求。今天，中国政府提议召开特别会议，希望能有所决定，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尚望与会各国，本着国际惯例，道义原则，共同协商，以期达到共同满意之结果……他的讲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帝国主义的乞求和幻想。希望帝国主义忽发良知，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

    他讲完后，中国六代表之一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四点建议：一，撤废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部分；二，中国允诺实施国定税率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最迟不过民国十八年（199年）1月1日；三，裁厘前的过渡办法：中国海关税则除照现行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三十，乙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二十之临时税；此项暂定税率于成立协定三个月发生效力……王正廷刚说完，忽然，隐隐约约的口号声、喧嚣声，由远而近传到会场。中外代表主刻竖起耳朵仔细谛听，脸上无不露出惊骇表情。

    不一会儿，执政府卫队旅长宋玉珍，慌里慌张跑上后台，低声向段祺瑞报告，有五六千学生和各界民众聚集在中南海门外游行示威，高呼关税自主，反对妥协的加税办法，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可恶，实在可恶！”段祺瑞咬牙切齿地说，“这是在外国友人面前丢我的脸。把他们赶走，赶走，把挑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

    几个月来，北京，乃至全国的群众运动从未停止过，反帝浪潮从未平息过。早在关税会议召开之前，全国人民就纷纷指出，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关税协定必须砸烂，中国必须自定税率，自己支配关税税款，自行规定用途，召开关税会议，期待洋人施舍，等待洋人批准，这是与关税自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冯玉祥抨击协定税率是“亡国奴外交”，吴佩孚主张“关税会议应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再议”，唐绍义，孙传芳等也出于私己动机，反对关税会议。我国驻外国使节纷纷来电指出：“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妥，应由我国自主税率，不能听信洋人。倘囿于目前之小利，祸必延及子孙。”上海及各省商会、议会及爱国团体，也纷纷致电反对关税会议……不一会儿，宋玉珍跑来报告：警察当局出动军警数千人，打伤游行群众几十人，拘捕学生10余人，游行队伍已被驱散。段祺瑞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好，要严加防范，确保外国友人安全！”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式“圆满”结束，从下午开始进行实质性讨论……下午的讨论非常激烈。关于税制问题，在中国强烈要求下，曾于190年和1918年两次修改关税细则，进口税率仅为。5%——。5%；19年再次修改税则，才勉强达到5%。比世界任何国家的进口税都低得多。而且这些关税收入，只能用于偿还外国贷款和各种赔款。列强通过支付低关税，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现在，中国想“虎口谋食”，要他们支付百分之二三十的关税，无异于“天方夜谭”，难怪他们起劲地反对。

    美国代表马克漠首先发难，他蛮横无理地说：“中国只能根据华盛顿条约，提出‘正当’提案，美国自当予以同情和考虑。”

    英国代表麻克类跳起来说：“待中国有一个统一独立有秩序的政府，且具有巩固的财政基础时，再来讨论关税问题。”

    英国人之所以拼命反对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最早侵略中国，在中国势力最大，几乎渗透中国各个行业和领域，得到的实惠也最多。海关协定就是他们主持制定的。自1865年北京设立海关总税务司起，英人赫德就当总办，一干48年！1911年赫德死了，又换上一个英国人安格联。赫德在中国海关结成一张巨大的网，所有关键部门都由他任命，中国人不能插手其间……两个家伙定下调子，其他代表争相向中国发难。他们或声色俱厉，或怒发冲冠，或软硬兼施。但万变不离其中的是，都是围绕九国公约进行，不许中国越雷池半步；而且即使加税。5，也只能用于偿还货款或赔款上。

    这其中，顶数日本首席代表日义植态度最为蛮横。他跳起来唾沫四溅，大声喊叫，批评中国“异想天开”，“不明事理”，威胁说如果中国“一意孤行”，他们将采取与之相称的措施予以报复。这是因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是中国支撑着他们的民族工商业。

    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叫嚣，中国代表傻了眼，赶忙休会向段祺瑞请示。段祺瑞正被江浙战争，工人运动，吴佩孚崛起，冯奉争雄，财政困难，内部纷争搞得焦头烂额，地位岌岌可危，他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敢开罪日益觉醒的中国人，只好采取姑息拖延的办法。同样，洋人也有两怕：一怕中国的反帝浪潮有增无已，二怕把段政府逼上梁山，对己不利。于是，也乐于采取延宕手段推托搪塞。由于段政府软弱无能，关税会议也和沪案交涉一样不了了之，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11月上旬，北京局势因冯、奉双方剑拔弩张而骤然紧张。北京又处于风声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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