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洋行和买办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特殊,理论上买办只是洋行雇佣的仆人或员工,但实际上这些买办逐步掌控洋行里的一切生意,又在暗地里联合起来控制生意,很多时候跟洋行平起平坐。
直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民国时期,外国人也经常抱怨买办行脱离自身控制,“在洋行赚钱的时候,买办赚更多钱;而且在洋行赔钱的时候,买办也有可能赚钱”。
本来按照历史,在这次洋布危机后,买办们会进一步贴近洋人,帮洋行降低丝茶的收购价,但有实力强劲的大贵商行做后盾,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上海的丝茶价格,在1844年开埠的时候最高,之后一直在慢慢下降,在1848年的时候达到最低点,之后才开始慢慢恢复,但一直也未能恢复原先的高价,这跟丝茶等商品价格在欧洲一直没怎么变化,甚至有所上浮,形成明显对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清朝的白银流失和钱荒严重,导致银贵钱贱;
而且洋行对中国的商品价格越来越了解,还用种种手段加以控制;
买办们之间形成一种隐性的竞争,更愿意降低价格以获得更多生意机会,这方面做得最过分的是先前倒闭的义升行,很多时候就是不赚钱也要争夺生意机会,以保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这种现象,对赵大贵的大贵商行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对大部分买办行也是不利的,只是因为之前的买办们一盘散沙,本应该做行业老大的林阿钦甚至带头破坏规矩,才导致买办们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
此番在赵大贵的带领下,买办们开始用统一的声音发话;而洋行的西方商人因为这段时间损失严重,虽然急于应对,但未能做出足够有效的控制。
这件事如今看来还很细小,但实际对本埠今后十几年的商业环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是在一月份,大贵商行开了一次职工大会,奖励前一年立下功劳的职员,还给不少人提升了职位。
从义升行转来的掌柜和伙计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但看在新加入的份上,赵大贵也给每个人发两个月工资,又温言抚慰,努力收服他们的人心。
最后,赵大贵还提出赚两百万的目标,就是说要求大贵商行的全体员工再接再厉,在1846年至少要赚两百万以上的纯利润。
在这个时代,这可不是小数目,虽然广州有伍家和潘家等大家族,资产总量远远超过大贵商行,但那也是数百年积累而成的,按照单一年份的收益,恐怕很难达到一百万元。
就是清国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四千万元到六千万元之间,每年的盈余也就只有数十万元。
当年威名赫赫的东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倒闭的时候,年纯收入也就一千万元左右。
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能明白赵大贵提出的这个目标有多宏大了。
然而,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陶醉在这些年的几何级数发展,竟没有一个觉得这个目标离谱的,反而疯狂地喊口号,发誓一定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场面极度火爆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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