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知道他不会跟他捣乱,也知道他为什么怕。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怕?想着,他的火气先自小了许多。他说:“有我给你做主,你怕什么?”
“直系当政时曾经想办,惟恐国人反对而没敢办。那时,您芝老不是曾领衔通电反对吗?”
段祺瑞自知理亏,完全软下来,说,“此一时彼一时,执政府财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不尽快解决就要自取灭亡了。”
段祺瑞并非危言耸听。从他上台之日起,中央财政就千疮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税收全被当地军阀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名义上由北京政府过问的近畿税收,也被划为奉、国两军;崇文门税收和京绥路收入,历来都属中央使用,现在也划给国民军;京奉路收入,则全部归奉军瓜分。他们连这些地区的税务人员,都换成自己人。
执政府的庞大开支,教育经费,政府人员薪俸,北京军警军饷军费等等,均靠内外债贷过日子。由于北京政府信誉极低,能抵押的东西几乎全抵押光,所以,国内外银行,没有人肯借款给它。段祺现整天愁肠百结,唉声叹气。段祺瑞无可奈何地说:“你先看看这个……”
说着,把一封长电稿推给李思浩。李思浩拿起一看,是徐树铮从法国发给段祺瑞的,内容只有一个:尽快解决金法郎案。
怎么又冒出徐树铮来?原来是这样。
江浙战争中,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逃亡日本。但浙泸一带的浙军尚有实力。于是,杨化昭,张义纯将领想拥戴徐树铮出山,领兵再战。不料,此举为支持直系的英国人探知,于是,他们唆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以“避免延长中国内战,维持租界治安”为由,派兵包围了徐宅,把徐软禁起来。后经多方援救,工部局才以公使团名义,强令徐树铮出洋,解除软禁。
徐可奈何,只有俯首听命。于是,拉家带口,带着箱笼细软,准备举家放洋,长期留居海外。
那年头,政治风云像小孩子脸一样瞬息万变。就在这几天,北方政局发生巨变。曹锟倒台,段祺瑞执政,段的电报连二连三,催促小徐北上。但徐树铮出洋之局已定,同时,他也有意到国外考察联络,以便段、徐再度携手,大干一场。于是,段祺瑞委他为“欧美日俄政治考察专使”,为期一年。
徐树铮旅行至法国,精明的法国人顿感有机可乘。他们知道小徐乃段祺瑞智囊,能够左右段祺瑞,立刻抓住有利时机,为解决旷日持久的金法郎案张目。他们以对待国家元首之隆重礼仪招待小徐,百般讨他欢心,并秘密商议金法郎案,终于把小徐说服……李思浩放下电报,说:“思浩为此身败名裂,乃至丢了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已有不少人与中央为难,与执政为难,如再授人以柄,那结果将不堪设想啊!”
“赞候,”段祺瑞变得低声下气了,“你我相交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患得患失之人,我认定的事不要说丢官罢职,即使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你说说,我们的具体得失是什么?”
李思浩介绍说,早在直系执政时期,法国就向北京政府施压,想一改流通货币的电汇方式,而使用硬金,即金法郎来计算,偿还1905年的庚子赔款。其实,金法郎在法国是没有的,只是代表法国纸币法郎的含金值而已。因为,从世界大战之后,法郎大幅贬值,采用通用的电汇方式结算,到19年中国只欠法国庚子赔款4亿法郎。按当时汇价,中国仅需付500万元;可按金法郎折算,则需支付1。6亿元,平空多付8000多万元!如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按此例,中国的损失太大了。
为了压迫中国人就范,法国政府串连《辛丑条约》签约国家,决定自19年1月1日起,将中国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将余额部分悉数扣除,不准中国提用,现共已达60多万元。何时解决金法郎案,何时将这部分余款交给中国。此外,19年初的华盛顿会议,曾同意中国增加。5的附加关税,法国则以不实施这项议案要挟中国解决金郎案……段祺瑞突然站定问:“这就是说,我如同意金法郎案,便可拿到这60万元的关余款,还可增加。5的附加税,是吧?天啊,60万!”段祺瑞近乎歇斯底里地叫道,“赞候,还等什么,干吧!”
段祺瑞之所以不惜国家吃大亏,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办曹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其原因有二:一,执政府财政已到崩溃边缘,解决金法郎案,不仅可以拿到000多万元关余款以解燃眉之急;而且有望增加。5的附加关税。他明知这是一杯毒酒,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二,他知道张作霖、冯玉祥不会让他维持多久,一旦一方掌权,他马上会滚蛋下台。金法郎案得到的好处是眼前的,留下的隐患是后来的。但他只有眼前的好处就够了,至于后患那是别人的事,不必管他……办这件事需要协同外交和司法两部,李思法回去后,立刻找到部长沈瑞麟和章士钊,不到三天就把手续办完了。
4月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公布了金法郎案协定文本。段深知此事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故于公布之日通电全国,为其卖国行径进行辩解。电文说:“解决时局之要,首在财政,尤其在协定关税之得其宜……盖吾国今日上下交困,欲图补救,惟冀关税会议成立……不特内外各债得有归结,抑且财源既活,百废可兴,民国转机,实赖乎此……””〔〕同时,李思浩也有一番“利大于弊”的辩白。
尽管段祺瑞煞费苦心,但终未逃脱国人挞伐。这天,段祺瑞一上班就拿起报纸读起来。自从公布“中法金法郎案协定”后,中外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报导,评论、消息、抨击其卖国行径,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他越看越气,越看越烦,恶狠狠地把报纸掷了一地,生起闷气来。
这两天由于心烦,他的腿病犯了,肿得很粗,行动不便,痛苦万端。上次因以“脚肿无法穿鞋”为由拒绝参加中山先生公祭,北京一家报纸曾以“难道偌大北京找不到一双合适的靴子”为讽,现在,脚肿得真的无法穿鞋了……忽然,门被推开,李思浩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进门就哭哭咧咧地说:“执政,救救我吧,各方责难都冲我来了!”
段拉下脸申斥道:“你堂堂一总长,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能吃了你?”
李思浩这才擦擦眼泪,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嘟嘟囔嚷地说:“上次‘五·四’学潮,学生烧了赵家楼,打伤曹汝霖;这次游行学生又捣毁章总长的住所,谁能保证我的安全不受威胁?”
说着,又委屈地唏嘘起来。段祺瑞默不作声,只顾眼睛盯着一个方向抽烟斗。李思浩接着说:“这次学潮来势很猛,我怕发展成上次规模。共产党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说什么‘卖国备战的金法郎案已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被政府勒令解散的非常国会议员,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反对金法郎案,他们的集会被驱散后,又转移到天津。国民党中执委也于近日发电,反对金法郎案。还有浙江、湖南、广州等省议会,相继发表反对通电;学生借‘五·七国耻日’游行示威,大、中学生4000多人罢课-……”段祺瑞虽强装镇定,但“五·四”风潮余悸未平,内心十分害怕。如果那样,国共两党会乘机煸动,西南派会趁势作乱,直系军阀会再起东山,国内反对派会群起而攻之。他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执政地位将不复存在。这是多么可怖可悲的情景啊!他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这时,章士钊和沈瑞麟脚前脚后进屋来,章士章急不可待地说:“执政,据说北京地方检察厅插手金法郎案。昨晚,总检察长汪曦芝,总检察官翁敬棠秘谈几小时,决心一查到底。从今天起,翁敬棠推掉一切工作,开始全力调查金法郎案,连家属都送到天津去了。”
沈瑞麟补充道:“我的外交部,也有人发难,说我、章士剑、李思浩都在金郎案中获得巨额赃款,要彻底披露,很明显各界向司法,外交,财政三总长开刀了!”
章士剑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地说:“执政,我不能遭此不白之冤,我要抗议,抗议!”
段祺瑞疲倦地说:“行了,你快坐下吧。兄弟们,这不光对你们,而是对我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嘛。最主要的是镇定,镇定,自己先乱了阵脚,就等于把自己打倒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