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段祺瑞的一番宏论，弄得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们面面相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一夜之间变了腔调，一切都不去计较了？曹三不解地问：“哎，我说芝帅，你这不计较那不计较，还有咱的立锥之地吗？”

    “哈哈，”段祺瑞笑道，“仲珊兄别忘了，要想出拳有力，必须五指并拢，必须把拳收回来，这道理是一样的。你想想，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上出现和平潮流，国人也跟着赶时髦。蔡元培、王宠惠等人，组织了‘制宪倡导会’，熊希龄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由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团体推举代表，解决制宪问题。类似的组织相继出现。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种形势下，谁愿意当阻碍和平的绊脚石？”

    倪嗣冲问：“总不能听之任之吧？”

    段祺瑞胸有成竹地说：“听之任之，谁说的？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内部矛盾头绪纷繁，事权不一，不是开几次会能解决的。为了阻挠和会顺利进行，我提出“剿匪问题。”自南北战争发生后，南方所发展的军事力量，一概不予承认；陕西、福建的南军占领区，都不能划入西南的势力范围；陕西民军和闽南粤军，都应视为土匪而应继续讨伐。‘匪’与‘非匪’是一笔糊涂帐，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的。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哈哈，这倒是个好办法。”

    “此外”，段祺瑞谈兴正浓，侃侃而谈，“我虽不计较其它，但人选必须计较。要争取多安排自己人，即安福系成员。造成人多势众之势，使和会难成和局。李纯不能作总代表，徐世昌改提梁士诒，不行。我的意见让王揖唐担任。徐世昌说他是众议院议长，不便担任，要让朱启钤担任。我说朱启钤是众议院副议长，也不便担任。这样，总代表人选还会无休止地争论下去。能拖延时间就是胜利！”

    张作霖说：“哈哈，好！芝老七拐八绕，把黄油球给绕住了。”

    曹三说：“哈哈，还是芝老高明，听芝老的没错儿。”

    南北和会经过近个月的酝酿、协商、争吵、反复，终于在1918年1月下旬达成协议。会议地点在上海旧德国总会举行。南方代表住愚园路90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南北代表名单如下：

    北方代表：朱启钤（徐世昌亲信）分代表：吴鼎昌（安福系）、王克敏（直系）、方枢（安福系）、汪有龄（安福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江绍生（安福系）、徐佛苏（研究系）、施愚（直系）。

    秘书长：国诒春、贾士毅。

    南方代表：唐绍仪（接近徐世昌）分代表：章士钊（代表岑春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缪嘉春（代表云南省）、曾彦（代表陆荣廷）、离春森（代表莫荣新）、刘光烈（代表熊克武）、王伯群（代表贵州省）、李述膺（代表陕西省）、饶鸣銮（代表福建省），彭允彝（代表湖南省）。

    秘书长：钟文耀代表名单确定后，段祺瑞名为安福系代表饯行，实为面授机宜。这天晚上，他把吴鼎昌、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江绍杰5人召到段公馆。这些人中有院秘书长，有财政部次长，有参议院秘书长，职务都不低。但他们平常要见段祺瑞不仅不容易，就是见到，段也是眉不抬眼不睁，态度十分冷淡生硬。今天，段祺瑞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满脸堆笑，和蔼可亲，跟大家一一握手言欢。什么“拜托了”，“辛苦了”，“你们的劳绩将名垂青史”啦，等等。他语重心长地说：“诸位，国际局势是这样的：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德意等国将贪婪的魔爪伸向我国，他们打着和平旗号，力促中国结束内战，实现和谈。实际上，是排斥友好邻邦日本，反对日本支持我的武力统一政策，企图扶植一个亲西方的傀儡政权。日本原敬政府屈从西方压力，发生了质的变化。

    “国内形势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扶植徐世昌上台，想不到养虎贻患。他较之黎黄陂、冯河间更阴险狡猾，更难以驾驭。他拉拢直系，企图在直皖两系矛盾中坐收渔利。他力图依靠西方国家加强自己的地位，妄图成为北洋派最高领袖。他继承冯河间的衣钵，拉拢西南派，以换取对他的承认。所以他比黎、冯之流更坏，更阴险，更难对付……”

    讲到这里，立刻受到几名亲信的齐声赞同和附会，都说芝老分析得太透彻，太精辟了，使他们眼界大展，顿开茅塞。段祺瑞接着说：“徐世昌尽管机关算尽，但他绝跳不出我的手心。首先，他是安福国会选出来的，否定安福系就是否定他自己，因此，他必须听我摆布；第二，虽然我退出内阁，但内阁成员，像外长陆征祥、海长刘冠雄、交通曹汝霖、教育傅增湘都是连任，包括新任陆长靳云鹏，财长龚心湛，都得听我的；第三，我还掌握着军队，各省督军谁敢越过我这道‘门坎’？你们这次作为和谈代表，人数多，责任重，肩负历史使命。我给你们的责任是：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任务完成好，回来定有厚报；完成不好，我要追究责任！”

    大家争先恐后，信誓旦旦，保证不负所望。段祺瑞高兴地说：“入席，我请你们喝壮行酒！”

    早春月。带着潮湿、春意和咸味的海风，从黄浦江上空飘过。大街上人迹寥寥，行色匆匆；人力车和三轮车小心回避着行人，无轨电车拖着一串铃声缓缓而过，给城市多少增添一些生机和活力。

    1919年月0日上午9时，为世人瞩目、企盼的上海和会终于开幕了。南北代表各10名依次相对列坐，4名秘书分坐在各自的队尾。

    会议开得无声无色，捉襟见肘。双方皆无固定经费，而是由代表临时筹措。北方由王克敏向中、交两银行借款垫付；南方则由唐绍仪委托卢信公司向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借支，事后金星公司因此亏闭，南方军政府无力偿还，竞成唐绍仪个人债务……这次会议一波三折，举步维艰。直到会议开始，连名称都未获一致。北方称“南北和议”，遭南方反对；南方称“上海会议”，北方又不同意。最后只好自以为是，各用各的名称。

    会议开始，双方代表互相介绍认识，然后由唐绍仪和朱启钤二位总代表分别讲话。

    唐绍仪广东香山人。1874年官费留学美国，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5年后毕业回国。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作为徐世昌的副手负责营务处事务。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唐绍仪任辽宁省巡抚。1909年又由徐世昌举荐接替他当邮传部尚书。唐的政治观点是亲美的，他既是徐世昌的袍泽，又是密友。他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政策……他首先讲话，他说：“溯自法纪凌夷，生灵涂炭，年来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损失，不可缕述，国家不幸，莫逾于此。所幸两方代表，聚首一堂，讨论国家百年大计，实人民厌乱之心理，与友邦友谊忠告交相促迫，始有此和平会议之组合，此可谓不幸之中之大幸也……”

    朱启钤贵州开州人，举人出身。晚清时任道员，京师大学译馆监督、北京警察总监、外蒙古事务督办、津浦铁路督办等。191年后历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院总理等。袁世凯帝制时，他为大典筹备处长，袁死后作为帝制祸首遭通辑。1918年赦免，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他是交通系创始人及首脑，是徐世昌的亲信，段祺瑞的死对头。他说：“……近年来，内争扰攘，国民希望和平如饥似渴，又值欧战告终，列邦将以大同主义贡献于世界，我国岂可长此纷争，故政府有派遣代表会议之举……”

    他们讲完话，即宣布休会。

    第二天正式开会。会议自始至终未能摆脱段祺瑞及皖系的魔影。一开始就陷入陕西问题而不能自拔。

    陕西情况是这样的：和会召开之前南北战争集中在湖南，陕西省并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吴佩孚与湘桂将领签定停战协定，湖南战场发生质变，段祺瑞才在陕西开辟战场，借以保持南北战争状态。

    现任陕督陈树藩是个投机分子，并非北洋嫡系。1916年他赶走督军陆建章，投靠段祺瑞当了督军，成为皖系附庸。他克扣军饷，横征暴敛，贩种鸦片，声色自娱。陕西民军揭竿而起反对他的黑暗统治。段祺瑞为挽救他，急调河南镇嵩军援陕。同年，中山先生派于右任入陕广联民军，组成陕西靖国军。到上海和会召开时，靖国军发展成6路大军10多万人。此外，川滇靖国军也入陕作战，围攻陈树藩，把陈树藩压缩到陕南一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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