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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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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过几天,毛泽东派人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者去医院看看江膏,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我,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夭,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勃勃召唤。我显出有些勉强。天天陪她打牌,实在厌烦了。又不能不扛,就用叹气和懒洋洋的动作表达不满。

    我的“消极怠工”很快被江青看出来,她被扫了兴,脸沉下来,用勉强装出来的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了?银桥。想老婆了?没精打彩的!”

    “没什么。”我有气无力应一声,看看腕上的表,已经2点半钟。我叹口气,这牌打的真没意思。

    “该你出牌了!”江青已经面露愠色。

    我没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会儿才机械地抽一张牌扔出去。

    没动脑子,出错牌了。江青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见。

    “银桥,你是怎么了?”江青的声音显出她是尽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没什么。”我淡淡他说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有田云玉!”

    我抽了抽嘴角,懒得再说话。夏天人就是发懒。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但我没解释,只是叹长气。

    我的没完没了地叹气,连输两盘。接下来的一盘出没两张牌,输局已定。而我还在没滋没味地叹气。

    “不打了!江青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来:“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要陪主席去开会,现在还要陪你打牌,你说我干什么?”

    “放肆!你是跟谁说话?”江膏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说话吗?是你跟我发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

    “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没有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身体发抖,说:“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个卫上长吗?你给我出去,滚!

    江青当着卫士们和护士的面这样喝斥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卫士可以,我可是卫士长,三八式干部,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这些卫士平时都是听从我指挥的。这样伤害我,以后我工作还有威信吗?我涨红了脸,也喊起来:“你狂什么?你不就是个秘书吗?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你万岁!

    “你说谁?呵.你说谁?你再说一边,我看你再说一遍!江青要朝我冲过来,被护士们拉住劝。卫士们就往外拉我。我甩开卫士,迎着江青喊:“我就说你了,怎么着?我是卫士长,不是陪你打扑克的。”

    于是,我们越吵越凶。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时的光景了。那时我是卫士,现在我是卫士长;那次我说了她躲风。理短嘴软,这次是她没理。她说一句我说两句,陈糠烂谷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了,谁也不让谁,互相揭短。吵到后来,她哇哇地哭,我也呜呜地哭,边哭边互相指着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简直像小孩子打架。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朝外拉我。我也知道事情闹大了,心有些虚,也有些慌,何况毛泽东也该去开会了,我素性趁卫士拉扯的机会,甩下江青就朝毛泽东房间里跑,边跑边哭。

    毛泽东已经起床,正在看文件。似乎听到了哭喊声,皱起盾头正朝外张望,我一共闯进门,放声大哭,指着外面说:“主席,江青骂我,跟我吵,吵她说,她说我就是伺候她,为她服务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皱着眉头说:“你们整天闹什么闹?到底为什么?”

    “打扑克,她怪我出错牌,我想着主席要去开会,我就没心打,江青就发脾气,把牌就这么朝我甩”我正在哭诉,门口一阵乱,江青也哭喊着跑进来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国。毛泽东站在我和江青之间,喝令我们不许吵,可是已经吵起来了,谁也不肯先住嘴。毛泽东大概也听出我们吵的全是鸡毛蒜皮陈糠烂谷子,便一只手把我往屋里推,另一只手把江青往屋外推,喊着:“不许吵,都给我闭嘴!我看你们谁再吵?你们蠢么!像什么话?”

    出现了片刻的沉静。毛泽东往出推江青:“你年纪大。你就不能少说一句?”江青临出门,我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一来江青不干了,回身又往屋里冲,边冲边哭喊着骂。毛泽东回身瞪住我:“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说?”

    我闭住嘴,可是江青没完没了喊,毛泽东连喝几声没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来。

    毛泽东真气坏了,打雷似地吼一声:“住嘴!”屋子里陡地一静,毛泽东立刻接着说:“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我和江青都不敢说了。

    “我每天忙成这样,你们还嫌我忙得不够是不是?你们闲得发慌是不是?打个扑克也吵成这样,说出去叫人家听听,毛泽东的秘书和卫士长为了打扑克吵架,还哭,拉也拉不开,你们像话吗?丢人不丢?”毛泽东吮吮下唇,将手那么一划:“到此为止,你们两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书去!

    从此,我和江青打对家的玩牌史便结束了。

    事后,罗部长和杨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整风会,批评我订税:“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又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

    这件事对我并没什么压力,就像家里人吵架一样,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解决问题也是家庭内部协调关系的方式。只要干久了,卫士们都会感觉自己是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对待我们也如同对待亲人一样。爱也爱得深切,骂也骂得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无需端个架子“注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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