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页书架加入书签返回目录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
上一页目录下一章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