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滨。嬴水是山东汶河上游源头的两大支流之一,其发源地,就是古时候嬴氏族的最早居住地,至今还保留有古嬴城的遗址。
秦人的著名祖先伯益(也就是大费),即是少昊的后人。伯益被舜帝赐姓嬴,跟少昊出生在嬴水一带当然有关系。
秦襄公还用马驹、黄牛、羝羊各三头的“太牢”大礼,祭祀白帝,以庆贺秦的正式立国。这里祭祀的白帝,也是东方古老氏族的始祖。白帝是上古羲和部落的后裔、东夷族的首领,也是赢姓及其秦、徐、黄、江、李等几百个姓氏的始祖。白帝最初建立的国家,就在今天的山东日照。
秦襄公玩这些,可不是没用的花活儿。他以白帝为上帝,大张旗鼓地祭祀,以至于司马迁认为是“僭越周礼”。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祭祀上帝,而诸候只能祭祀本国的名山大川。秦襄公“越礼”祭祀上帝,正表明了他要取周而代之的远大志向。
建国之后的四年间,秦襄公一直在加强武备,“备其甲兵,以讨西戎”。
经过四年的浴血苦战,“伐戎而至岐”。他终于打到了周人的老家岐这个地方。这里土肥水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戎人当然不肯轻易退出,双方争夺十分激烈,秦国一时还拿不下这个地方。
公元前766年,也就是秦襄公执政后的第十二年,在一次进军至岐的战事中,襄公不幸死于军中,葬于西陲。
可叹秦国的这位开国英雄,连个本名也没留下来。他的爵位,终其一生只做到了“伯”,“襄公”只是美誉。他的生年也不可考。
历史的黄沙,掩埋了英雄太多的光辉。
秦襄公,应算是秦国的第一位大英雄。有了它,老秦人脚下才有了一块夯实的基地。往后的春秋霸业、战国宏图、混一宇内,才有了逐一展开的起点。
襄公之名,当永垂史册。
司马迁说,“秦起襄公”。
有了秦襄公建国,心急的读者可能要问了,秦国是否就此能一飞冲天了呢?否!
一个新兴国家,不管他的创始人有多么大的雄才大略,要想让国家发育成超级强国,怎么也得一百年,急不得,也快不得,否则就要出问题。
秦襄公之后,先后有七代国君登场,慢慢地把秦国带向了天下霸主的序幕地位。
为什么这么慢?是因为秦国还太落后,还处在不文明的阶段。
你看看它——穷,典章制度也不完备。建国的时候,尽管有山东诸国派来使节,向他们行聘问之礼,但展示在人家眼里的,大概仅仅是不止百年的差距吧?
尽管秦襄公筑了别国都没有的祭祀台,叫做“西畤”,祭祀远祖白帝;尽管他以后的秦文公,也制造了“神鸡”从天而降,为秦国带来王霸运气的神话(今陕西宝鸡的命名,就是从此而来);但这都是雄心壮志而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秦国穷,物质谈不上了,他们就是靠这精神慢慢地往前挪啊!
从秦襄公之后,秦国领袖的名字就好记了。不过,严格说来也不是他们的名字,从受封“秦嬴”名号的非子以后,秦人领袖居然都没留下名字,有的就叫做“秦侯”,有的则叫做“秦仲”。秦仲——晕,这不就是古语中的“秦老二”吗?
这一百多年,我们先按照顺序理一下,那就是文公、宪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
先来说文公。文公对秦国“大国崛起”的贡献,是他继承父业,经16年努力,终于赶跑了戎人,夺得了周族的发祥地——岐,控制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
他从即位起,就张罗着讨伐戎人,先是领着700名武士从西垂宫(今甘肃礼县)出发“东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第二年到达“汧渭之会”(究竟是哪儿有争议,估计是在宝鸡以东),觉得这地方不错,四通八达,于是就在这里住下,把都邑迁至这里。这一举措,使秦国势力进入了关中腹地,为将来的起飞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立脚点。
至此秦国之土,西起天水,中跨宝鸡,东达岐山,在地理上已经具有一个大国规模了。
领土扩张以后,为取得周王室的更大支持,秦文公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了周王室,自己专心向西拓展。
他发兵驱逐了戎人后,岐山一带还有大量没有随周平王迁走的周人,秦文公就把他们统统收留。这些周人,都是农业上的好手,秦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种庄稼的本事。到此,秦人的游牧经济,就转型成了当时先进的农业经济。
经济的转型,与国家的政治进步、军事强大互为表里。可以想象秦人中的赳赳硬汉,在学习扶犁点种时的笨拙。可是再困难也不能骂娘,为了子孙万代,转型的代价是一定要付的。
文公上台第13年,设立了史官,记录国家历史,老百姓也逐渐有所开化,开始向往文明了。文公在位第20年时,为解决秦人的宗族纠纷,设立了“三族之罪”法律,开始以法治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也筑了高台,祭祀白帝。还别出心裁,在陈仓北坂(宝鸡之南)修建了一座大庙,祭祀为秦国带来王霸气象的“神鸡”。
当今也有历史学家说,从天而降的“神鸡”,不过是陨石而已。不管它是什么,秦国的志向,就是要做一个有翅膀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