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院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也接受一下军训,但这些人毕竟都是读书人,赵大贵不能一味强迫,便跟他们宣布学校老师可以自愿参加纪律培训,不愿意也绝不勉强。
这些学者们果然对军训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是在澳门结识的杨威利等不到十名年轻学者出于好奇,愿意参加这样的培训,其他人包括李心兰、王韬和谢尔敦等,均无丝毫兴趣。
前后忙活了近一个月后,赵大贵才清闲下来,手下所有人学习的学习,军训的军训,大部分工作也都安排出去,赵大贵本人只需要负责一些重要的决策性事务就行。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赵大贵才认真考虑如何赚钱,如何发展了。
赵大贵拿着东方学院学者和手下工人们的人事档案认真斟酌了一下,便召集二十名学者和二十名工人,组建一个项目组,决定从零开始打造赚钱机器。
“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人员大幅增加,但收入却没增加多少,要这样下去,一年之内手上的资金就要枯竭,不管学院还是工厂,都要开不下去的。”赵大贵找一个硕大的房间,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才开始哭穷。
按照赵大贵的品味,这房间里有一个长长的桌子,赵大贵坐在案首,身后还有个黑板,其他人分坐桌子两边,有一些坐不到桌子跟前的,就只能拉着椅子跑到后边做了。
这种布置风格,其实是现代社会的董事长开会模式,对这时代的人而言却是相当怪异的。
“那真是令人伤感的事情,可是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曾经给赵大贵介绍过顾盛的年轻学者谢尔敦奇怪地问道。
这段时间谢尔敦过得不错,每天都有很多西方书籍可看,还有李心兰和其他学者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好基友杨威利不知发了什么疯,要到租界外面去跟赵大贵手下的工人一起接受所谓的纪律培训,简直是莫名其妙。
“能做的事情很多,至少比你自以为的要多很多。”赵大贵说道:
“目前上海最赚钱的生意,进口有鸦片和洋布,出口有茶叶和生丝,这都是大宗。
我们大贵商行向来以救国利民为己任,鸦片是绝不做的,洋布可以做,但布匹生意相当复杂,除非有充足的准备,否则我们也就倒卖些洋布和羽绸等,自己倒是不会去生产的。
至于生丝和茶叶,这两项货物的出口之和占上海所有出口的九成以上,就是广州也跟我们这里差不多。
不过,茶叶的地区性因素太浓厚,而且我们想提高其加工水平,并没有多少方法可想,因此也只能倒卖而已,并不需要建立专业的茶叶加工厂。
倒是生丝,交易额极大,利润比茶叶高出不少,而且其加工技术的提升空间很大,非常适合我们介入。
目前上海往国外出售的生丝,要么是到苏州购买,要么生丝产地商人运送到上海出售,到湖州等生丝产地直接去进货的洋行或买办很少。
我手下的大贵商行一年前到湖州买过生丝,然后就遇到土匪,一位掌柜和两名伙计被打死,后来就只是少量进货,一直控制其规模,以免又惹上土匪什么的。
今年上海的洋布投机很兴盛,也就是说洋人都希望用洋布直接换取丝茶,以便获得更高利润,愿意花现金购买的商人很少,大贵商行今年就没做多少生丝生意,也就赚个七八万而已,跟去年相比相差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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