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我一直把您当长辈,既尊敬又信赖,北京这边我们再苦再难,汇给分公司的款项从没含糊过。您倒好,七个集装箱啊!这七个集装箱……判七年,应该是够了。”彭福生声调不高,但声音冷酷得像从冰窖中发出来的,听得电话另一端的老姜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灰头土脸地接完电话,老姜想了好几天,最终一连给彭福生写了三封检讨信,承认自己弄虚作假侵占了公司利益,表示坚决悔改,希望彭福生能给他一次机会。
但彭福生已彻底寒了心,他本就是个玉碎瓦全的脾气,一怒之下,毫不犹豫地就把分公司给注销了,也不再接听老姜的电话。
好端端的产品就此退出了市场,很多原本已停药喝茶的老客户一下子断了档,天天到商场去问,搞得保健品市场一度沸沸扬扬,成了个不大不小的营销事件,竞争对手趁机白捡了个大便宜。
气消之后,彭福生感到万分沮丧。这个项目,他倾注的心血最多——毕竟苦心经营了好几年,又投入了大量资金,就连包装盒和说明书上的标点符号,都是他亲自推敲审定的。
原打算细水长流、创建品牌,作为公司的支柱产业去发展,谁料一夜之间鸡飞蛋打,一切希望和努力都化为南柯一梦。
莫非真应了那句话——中国人最不擅于合作?人的贪婪和,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魔力呢?所谓的真诚相待、精诚团结,在利益的诱惑面前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彭福生想不通。
虽然保健茶的配方就在保险柜里锁着,但他绝不会做甩掉老姜自己单干的事情,更不愿为此对簿公堂——从内心深处,他真的把老姜当作了像雪菲老师那样的长辈。老姜可以不仁,但他不能不义。
这是他做人的底线——在商言商,别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迂腐或愚蠢,但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种操守,一种对自己信仰的坚守。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又是老姜的号码。彭福生干脆拔掉电话线,抄起一旁的《胡雪岩全传》,打算扎进书里寻个清静。
“要是胡雪岩遇到老姜这个事,可能不会采取这种鱼死网破的方式”,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他恨恨地把书扔到一旁,自言自语道:“我他妈的不是胡雪岩,老子是彭福生!”
……
彻底放弃保健茶的业务之后,也就只剩下公关活动这一条路了。除此以外,目前他也别无选择。
这个行业吃的几乎全是关系饭,彭福生决定尝试“走上层路线”——他通过各种关系,请来一个姓余的“衙内”做副总。
据说,余衙内的老爸退休前是中组部的,老妈是党校的。所以余衙内的一举一动、言谈举止间,自然而然就带着官气,颇有领导派头。
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了一通之后,俩人商定,余衙内利用自家资源,专拉政府部门的业务,不仅有各种会议活动,还可以拓展印刷品、礼品、办公用品等各种生意。保不齐要能接个“政府大单”,那还就发了!
按照余衙内的要求,彭福生先给他租了一辆小轿车代步,又印了副总头衔的名片,每月再开五千块基本工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谈好分成比例,彭福生就等着政府的业务上门了。
一晃过去了两个月。
余衙内要么到公司点个卯就走,说是去跑关系;要么就眉头紧锁,在专门给他腾出来的办公室里奋力敲打着键盘,一坐就是一整天。直到有一次被彭福生无意撞到,原来他在用qq钓小姑娘。
彭福生很不悦,说公司资金紧,当即就把租来的车给退了。余衙内有点慌。第二天连忙带着彭福生到市委大院走了一圈,见了几个不大不小的负责人。
人家很给面儿,一看是谁谁谁家的公子来了,立即热情地收了彭福生递上去的名片,说有业务一定联系你们,但也并没许诺有什么“政府大单”。
又过了几天,余衙内说他老妈病了,住院急需用钱,想借两万块,并愿意用户口簿做抵押。彭福生说犯不着押户口簿,闲钱没那么多,手头儿只有一万,你先用着。
余衙内打了借条接了钱,千恩万谢告假去了。随后不出所料地换了手机号,从此销声匿迹。
对于这个结局,彭福生并不觉得意外,茫茫世间,经历了那么多的过往,如今他对人性已有了相当的了解,只不过还抱有一丝侥幸——天上掉下个余衙内,其实也就是买个大、押个小而已。
寻常百姓,所谓的机遇和经验,不都这么来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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