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得惊讶,“我觉得她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可能性”。
为了帮助组织完成任务,她去往台湾,借住在前夫女儿阿菊的家中,而更大历史的巧合则在于,阿菊是国民党的特工,而朱枫作为共.产.党的特工,与继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对此阿菊在朱被捕前一无所知。
朱枫的儿子说,她的内心肯定是有过不安的,但她“必须克服,这些基本人性中可能产生的伤害跟残忍那一面。”
阿菊在朱枫案发后,没有去领取继母朱枫的遗骸,60年后,她对于前去寻找遗骸的秦风说:“朱枫是共.匪。”可见两岸的隔阂在阿菊心中烙印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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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如朱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中,也被质疑曾经叛变,甚至有人说她没死,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有人声称“看见”她返回了国内……朱晓光也受到很多冲击,挨打挨整,剃阴阳头,在寒冬腊月双手绑高,“坐飞机”挨斗。儿子朱明唯一坚持的,是每年自己在家中,暗暗地保持着对母亲的祭奠。
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虽然后来另娶,但他始终忘不了朱枫和他的患难感情。上饶集中营一共关过三千多人,成功脱逃的也就58人,如果不是朱枫三次冒死探营,朱晓光也许很难活到今天。为此,朱晓光一直说,朱枫,是他这一生的“护法韦陀”。晚年时,他曾一张一张悉心收藏整理朱枫的照片,还专门请了新华书店的一个画匠,把两人与一双儿女四个的照片拼在一起,组成了一张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全家福。
1949年10月,去台湾一个月前,朱枫在香港时,曾在寄给丈夫和儿女的信中写道:“我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念念不已……我彻底体验到‘人非木石’这句话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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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秦风在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时,偶然在一家报社档案室里发现一个“军事新闻社”的袋子,上面印着“匪伪”的字样,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血腥和政治原因,未曾向外界披露过的照片,包括朱枫被判决和赴刑场的两张。
当时,龙应台是当时台北市文化局的局长,秦风希望能够说服她以“文化局”的名义在台湾办一个展览。他曾经是中国时报的记者,与龙有些私交,但他说,他去找她,不是作为“同事”,也不是作为“部下”,而是以独立文化人的身份。他说他很清楚,“龙应台并不需要说服,她需要说服的,唯有她自己,不在于知识层面的考虑,而在于她是文化局长,这个角色上来做这个事情,会有政治的效应。所以她的考虑是作为一个官员的考虑,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考虑,如果作为知识分子,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展览,龙应台是赞成的,但办展览需要经费,“只有老板马英九有钱”,于是龙应台安排秦风去见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给他看这些照片。秦风说,他看惯了各种首长去看历史展览时耳朵闲挂着,眼睛飘来飘去、走马观花的样子,“到底有没有兴趣,天晓得”,但马英九在他看来,是在“真的在观赏”,他看完照片跟人的讨论“不是一个首长装出来的兴趣,是他真的对那个事情有热情”。
最终,马英九动用了只有首长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动用的第二储备金,决定办这个展览。对此,秦风评价他是“大智若愚”。 “有时候他感觉他傻乎乎的,你感觉不出他是像一个智者,一个勇者……你感觉这个人好像就是有点傻气,然后没想太多,是这种感觉……一个看起来很不聪明的决定,实际上事后看是充满着智慧。”
但无论如何,两岸曾经的对立和仇怨,必然会给这次展览带来愤怒和不解的声音。有人希望能移除一些照片,有人在留言本上偷偷写上辱骂的话,也有人怒不可遏地想把场地砸了,更有人当面质问秦风,问得非常直接,“如果他们成功,我们失败的话,那我们的下场是什么?”
柴静问,“那你怎么回答?”
秦风说,“我说当然你可以不断的责怪彼此,你不断地埋怨彼此,永远责怪不完的,那么我请问你,你只会不断地陷入那个深渊之外,只会无形中强化中国人政治文化残忍阴暗的一面,你有没有一个摆脱的方法,你有没有可能再从那个点上找到一个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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