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琅琊王司马睿奉命出镇江东,来到建康,在以王导为主的北方士族以及江东士族支持下建立东晋政权。
北方士族以王谢袁萧为主,而南方本土士族以会稽四姓,虞(虞翻,东吴骑都尉)、魏(魏腾,东吴会稽功曹)、孔(孔愉,孔子后裔,东晋车骑将军)、谢(谢奉,东晋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吏部尚书),与吴郡四姓顾(顾雍,东吴肃侯、丞相、平尚书事)、陆(陆逊,东吴昭侯,丞相)、朱(朱桓,东吴嘉兴侯、前将军、青州牧)、张(张温,议郎、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并为江南顶级世家大族。
江南本土这八大门阀皆是以文立身,除了这八家外还有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这两家是以武强宗,素有“江左之豪,莫强周沈”之称。
义兴周氏源于三国时期吴国裨将军、鄱阳太守周鲂,周鲂生周处,周处生周玘、周札。吴兴沈家则源自东汉海昏侯沈戎吴兴沈氏(沈戎有三子,沈庆之所支是沈戎三子沈景,而沈林子、沈田子一脉源于沈戎次子沈浒)。
东晋时期,吴兴沈氏沈充豪富,曾在龙溪(今钟管乡西南)铸小五铢,世称“沈充五铢”、沈郎钱,至今仍在市面流通。
除此之外,当时的南方士族还有贺(贺齐)、盛(盛宪)、张(张昭、张纮)、周(周瑜)、诸葛(诸葛瑾)、步(步骘)、严(严峻)、胡(胡琮)、薛(薛综)、阚(阚泽)、吾(吾粲)、纪(纪亮)、戴(戴烈)、丁(丁固)、陶(陶基)、甘(甘宁)等诸多门阀。
司马睿率北方士族南来,用王导对江东士族即拉拢又打压,以文立身的八族在朝堂之上受到排挤,侍中、尚书仆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等显要官职,鲜有江东士族出任,江东士族门第逐渐沦为配角,朝堂被王、庾、桓、谢等北方门阀轮流执掌。
当初,义兴周家的周玘(除三害的周处之子)与王导合作,联合顾荣、贺循等江东士族,平定了石冰、陈敏、钱璯等人叛乱,被誉为“三定江南”。由于北方士族对南方门阀的排挤,让周玘心怀怨望,与江东士族密谋发动政变,事泄忧愤而死。
而同为豪强的吴兴沈家则被王敦拉拢,参与王敦之乱被平灭,事败后沈充身死,吴兴沈家沦为刑家。直至沈充之子沈劲固守洛阳战死,东晋朝廷嘉其忠勇才对吴兴沈家解除禁锢。沈劲一枝是沈庆之的先祖。
江东本土门阀对晋室的态度不一,余姚虞氏在晋室南渡后,利用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积极帮助司马氏巩固政权,因此得到司马氏重用,虞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侍中、武昌县侯)、虞喜(大儒,授散骑常侍不就)、虞预(散骑常侍、平康县侯)、虞仡(左将军司马)、虞啸父(侍中)等大批虞氏子弟在朝廷为官。
王敦造反之时,虞潭在余姚养病,听闻沈充跟随王敦起军反叛,在当地募宗族万余人前去勤王,足见虞家势力,余姚虞氏为会稽四姓之首。
然而,沧田桑海、世事变迁,兴盛一时的虞家因为虞啸父响应王廞之叛开始没落,而孔家孔靖因为与刘裕交好成为会稽四姓之首。
宋公刘裕在三吴之地试行土断,虞家家主虞亮隐匿部曲千余人,被刘裕诛杀;外兵侍郎虞达被外放湘州营阳郡太守,余姚虞家已日薄西山了。
虞亮被刘裕处死,其弟虞平接任家主,此时的虞家已然破败不堪。大量的部曲从族中入籍为民,千余顷田地被查抄入公,族中旁枝纷纷闹着要分家,暗中瓜分族中产业,有的甚至偷偷将自己经手的族业变卖出售。
即便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余姚城内数条街道两旁的商钱为虞氏所有,城西近千余顷田地和山林是虞氏的产业。然而无数双血红的眼睛正盯着虞家的产业,准备从虞家身上撕咬下肥美的血肉。
虞平没有住在城中宅院,而是在城西庄园中。今年风调雨顺,稻田丰收,每亩可收二百四十余斤稻谷。族中人手不足,虞平只得雇请民伕帮着收稻。
余姚县令董光派吏员前来收取田税,称宋公在京口募军,今年田税每亩三石,虞家有八千亩地,总共要纳田税二万四千石,加上各种杂捐,交给的田税已经超过三万石,再算上雇工、拉运等费用,将近占到收成六至七成,而虞家兴旺时不会超过三成。
“大人,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将田地卖掉一些吧。”虞平长子虞质苦笑道:“谢家又派人来问了。”
虞平重重地一拍案几,骂道:“谢家是条恶犬,五成价格就想买虞家良田,愚宁愿送与孔家也不会给他。”
虞质涩声道:“董县令催要甚急,连那些微末小吏也胆敢向虞家索要,六叔(虞达)外任营阳郡,这些人越发不将虞家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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