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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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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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