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
“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象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分,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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