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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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