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干,在城里游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小炉匠不等审讯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落网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象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