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站在旁边一直倾听两人讨论的人民大学的史学女副教授,道:“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先生的观点未免太过于离经叛道吧?”
夏小洛嘿然一笑,道:“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戳成了主要目的。179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就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做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又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献上祭坛的羔羊呢?”
那位女教授微微点头,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一位史学的行家,更让她震惊的是,说出这番话的竟然是一位高中生。
看那位女教授都纷纷点头,大家都认为夏小洛的言论应该所言非虚,而单从道理上又入情入理,看着夏小洛的眼神就再无鄙夷之色,而是一脸肃然。
袁浩被他说得满面通红,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的整个欧洲民主化进程?”
夏小洛傲然道:“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袁浩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着急地道:“……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上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夏小洛毫不客气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象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袁浩又想辩解些些什么,夏小洛丝毫不给他机会,继续穷追猛打,道:“还有,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革命心理学》和《乌合之众》对研究法国革命史也值得一读。他说过,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比如,我们所经历的文革。”
夏小洛一番话让如同一记一记重锤一样击打在大家心口上,只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因为夏小洛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是一场“群体无意识”的运动,直接揭露了它的本质。很是精辟。特别是几位经历过文革的人更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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