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后记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爱的父亲走完了他89个岁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辞世。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当日向国内外发出专讯后，李自成的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电来信，除对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无不关切地询问：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经完成？何时出版？当时我曾通过报界告诉大家：我父亲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排，很快即可奉献给广大读者。

    我之所以说“基本完成”是因为父亲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但是他总感到离他的艺术追求尚有距离，而视为“未定稿”不愿拿出来出版。即使已经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样视之，计划待四、五卷经修订出版后，连同前三卷再仔细修订一遍，全书才算最终定稿。

    有的读者询问：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为什么四、五卷拖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父亲的前助手、现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为姚老“太认真”“太苛求自己”的确如此。譬如父亲为了写好决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朝命运，改变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成败存亡关头”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单元，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顾年迈去山海关、通山等处实地考察外，对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二三十万字书稿，很不满意，毫不惋惜地用红铅笔写上“作废”二字，弃之文件柜一角。然后重头再写，以致光阴这样一天天逝去。父亲对创作如此认真，如此苛求，充分体现了他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个性：对作品、对读者、对祖国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

    诚然，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父亲到了晚年，尤其是进人80高龄以后，虽依然壮志满怀，雄心不减，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写作进度更显减慢；原本能较易越过的创作中的“障碍”和“高山”现在攀援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唯恐全书写不完，随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这是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李自成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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