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地耸立着,比起那座灰暗的外观面,这座水塔倒成了火车站的标志。
站房东边,有个简陋的花园,用木栅栏围着,还可看到乘客翻越天桥上车的情形。
车站门前那块场地,市民叫它为“杂拉地”,满地铺着鹅卵石。上下车的旅客每天不太多,而这里却是很热闹。
好多个小摊子,就地摆个瓦锅腔子,放个小案桌子,炸油条、炸糖糕,那油锅里的香油味,飘得真远,让人没到跟前早就闻到了。
走动的小生意也不少,推独轮车卖布的、扛草把子卖冰糖球的、卖茶叶鸡蛋、卖香干臭干的;手提大瓦壶卖茶水的……他(她)们在人窝里钻来挤去。
柳曼兴致很高,她去摊上买来上十个茶叶鸡蛋,用手绢兜着。
车站进出有些戴“红帽子”的人,专为旅客装卸和搬运行李货物。那红帽子很像太阳帽,作为搬运行业标记,虽然后来并不天天戴在头上,但依然能揽了站上的活。
他们与站上警务人员很熟,有些走私的人,不好出站,也就花钱请“红帽子”进出站搬运,好混过关。
他们是傍晚时分下的火车,暮色苍茫中,蚌埠火车站站牌、站内景、站牌中文拼音标识为pENG pU分外醒目。
当时蚌埠城市的规模也不大,对于从都市南京来的他们来说,简直是寒酸。
他们找了一家比较大的客栈,这主要是考虑他们的身份一一在灾荒年代仍然可以外出观光旅游,在当时的中国,一定是中产阶级以上。
但是在登记的时候,俩人却纠结了一会儿。
那个服务员很傻冒。她问:“请问您们要几间房?”
柯岩回头望了望柳曼,即回答说:“两间。”
“有身份证吗?”服务员见柳曼不悦的样子,又问。
“有。”柯岩把两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既是夫妻,为什么还要两间房?”服务员诧异地问道。
“不是你问我们要几间房吗?我还以为在你们店里住,都是一人一间房呐!”柯岩调侃地说。
“哦,很对不起!是我的错。”服务员赶紧道歉。但是她却不忘说明了一下,“您这位太太太显年轻,太漂亮了。”
“是嘛?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们的实际年龄相差没超过八岁。”柯岩还是用调侃的语调说。
“是么?您太幸福了!”服务员夸赞道。
进了客房,发现里面只一张双人床。于是柳曼就说:“科长,你怎么那么快就答应只要一个房间呐?”
“我有什么办法,她查我们的身份证,这身份证是假的,你叫李瑞英,我叫……”柯岩迟疑了一下,他还不习惯他的新名字。
“你叫赵大年。”还是柳曼替他回答。
“对对,我叫赵大年。”柯岩赶紧说,“宋朝皇姓,过大年!唔,这名字其实很好记。”
“可是你竟没有记住。”柳曼略带讥讽地说。
“还是回到眼前的现实吧!”柯岩说,“小曼,你刚才问什么?”
柳曼脸一红,她没有说话,只是用下胲点了那张双人床一下。
柯岩环顾四周,发现这张床占据了房间的大部空间,里面除了一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子,什么也没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床上用品也是共用的,一床垫被,一床盖被,两个枕头还是连在一起放置床头。
或许柳曼一进房门就发现了这些,所以她才那样问。
柯岩哑然失笑。
“怎么办?”柯岩故意皱着眉头问。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将就着睡呗!”柳曼平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