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而退。
下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如果夏天软硬不吃,设局也不上钩,温国栋准备先稳住夏天,然后尽快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到时候木已成舟,夏天也无可奈何。
为了这次和夏天交涉,老于世故的温国栋可谓是煞费苦心,把商海搏杀的那一套全都用上了,却没有想到,夏天竟然如此风轻云淡的直接放弃。
这让温国栋有一种重拳出击却打在空气中的失重感,胸口憋得难受,差点吐血三升。
然而看着夏天转身离开的萧瑟背影,温国栋又于心不忍,莫名感到一阵愧疚,隐隐觉得自己太不近人情了。
其实夏天也什么不好,一米七五的身高,身材匀称,剑眉星目,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国家重点大学的高材生,还是军人世家出身,小小年纪就已经是正科级公务员,又没有不良嗜好,算得上是年轻有为的好青年。
更何况,自己看着他长大成人,知根知底,对他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也十分了解,怎么看都是个好女婿。
想到这些,温国栋一阵烦躁,感觉自己做了蠢事。
于是他匆匆看了一眼女儿温馨,连家都不敢回,当天下午便赶到省城机场,连夜飞回岭南。
即便如此,没过几天,刘奶奶就知道小儿子(温国栋)偷偷回来找过夏天,因为从那天起,夏天就很少过来串门。
刘奶奶感到事情有蹊跷,立即打电话给温国栋,一开口便是劈头盖脸的训斥,温国栋误以为母亲已经知道自己干的事,立马老老实实的认错,结果气得刘奶奶直接摔了手机,转手又用座机给远在京城的老头子打电话。
于是忐忑不安的温国栋刚放下手机,雪茄只抽了两口,又接到了自己父亲的电话:“仨啊,你出息了……耗子扛枪窝里横!以后家里的事不用你管,老子还没死呢!”
温老爷子就说了两句前后不挨着的话,然后“嘭”一声挂掉电话。
可就是这个电话,吓得温国栋一年不敢回家,隔三差五就给老母亲寄东西,各种海鲜塞满了三个冰柜,凡是老年人能吃的补品他都整箱整箱的快递托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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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温家一直欠着老夏家的恩情,而且是阖家老幼的救命之恩。
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天的爷爷是澜江面粉厂的党委副书记兼厂长,而温家也就是温爷爷和刘奶奶则是从京城下放到面粉厂接受再教育的“顽固派”,夫妻俩还带着三个儿子。
那年月,阶级斗争很疯狂,像温长亭(温爷爷)那样喝过洋墨水的顽固派,属于思想顽固不化的那类人,绝对是红小鬼重点照顾的对象。
因此,和他一样的许多顽固分子下放基层后必须接受“劳动改造”,每天劳动之余还得政治学习,隔三差五的批斗游行,如此反反复复的折腾几年,许多人直到闭上眼睛与世长辞,才能彻底清净下来。
然而温家一家人却没有遭到虐待。
老夏厂长是援朝志愿军转业回乡,一身浩然正气,不等红小鬼找上门来,他就抢先出手狠狠教训了这帮牛鬼蛇神一顿。撞到铁板的小鬼们被打得很惨,也被打怕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找过温家人的麻烦。
没有红小鬼纠缠,温家五口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在澜江地区是彻彻底底的外来户,人生地不熟的,到了面粉厂以后基本都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也没有补贴,一家五口住在只有十几平米的平房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生计异常艰难。
夏老爷子是个耿直性子,自己读书少就偏爱读书人,又是热心肠,本着帮人帮到底的处事原则,赶走红小鬼后,直接把温家五口接到自己家里。
当时,夏老爷子也有三个儿子,而且父母健在。
于是两家十几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虽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却胜在两家在一起很和睦,互帮互助,其乐融融。
就这样过了十年。
牛鬼蛇神被消灭后,温长亭又回到京城任职,还把大儿子和二儿子也带到京城安排了工作。只有小儿子温国栋留在老伴身边,而刘奶奶当时已经在澜江地委妇联工作,再加上在澜江住了十几年,习惯了,便没有去京城。
相比温家迅速东山再起,老夏家却在走下坡路,而且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
性情耿直的夏老爷子冲锋陷阵那绝对是一把好手,但经营面粉厂就好比张飞绣花,浑身力气没处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供给制的面粉厂被逼到了死角。
最终,在夏天上小学的第一天,面粉厂破产倒闭了。
上级本想调夏老爷子去地委人大安度晚年,不曾想,老爷子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临老了却在面粉厂栽了跟头,他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愿意接受省委领导的“施舍”。
于是夏老爷子一赌气,把面粉厂的家属楼和划到他名下的办公楼留给三个儿子,他带着夏天奶奶搬到澜江水库上游三十里处的玉郎山脚下,开荒种地,亲手建起一幢农家院,开垦了三十亩山地,晚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生活。
夏天上初一那年,爷爷病逝了,享年七十八岁。
随着夏老爷子离世,老夏家和温家的关系也逐渐生疏起来,身份和地位的巨大落差,让两家人越走越远。
十几年后的今天,两家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交集,除了礼节性的交往,几乎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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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