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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经筵在紫禁城东南角的文华殿举行,虽然文华殿在规模上不及奉天殿、华盖殿这些位于皇宫中轴线上的主殿,但却是弘治皇帝最常光顾的便殿,这里距离内阁大堂最近,随时可以召唤大学士咨询政务,平日里弘治皇帝批阅奏本几乎都在文华殿内。
沈溪随众翰林院、詹事府同僚来到文华殿前。
从外表看,文华殿在宫里算不得显眼,但颇为精巧雅致,在诸多大红宫殿中独树一帜。
在沈溪等人抵达前,司礼监太监已经陈设四书经史各一册于金銮宝座前的御案上,稍后弘治皇帝出席后,若有什么疑问,便可自行查阅。
与此同时,堂下左右两张讲案上,各列一册供经筵讲官比对……当然,日讲官需要自己撰写讲义,务求做到生动,吸引包括弘治皇帝在内的听众的注意力。
经筵上,有专门负责讲的,自然也会有听众。
平日经筵听众除了皇帝和出阁的太子之外,王公贵胄和七卿也会出席,同时六部和各寺司也会有官员受到邀请,同时有专人在旁记录和学习……这就是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一干官员。
这次经筵因为是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第一场经筵,还有可能是入夏前最后一场,所以受邀前来的翰林官和詹事府的官员非常多,在大殿后面的地席上坐了黑压压一片。
经筵讲官分为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一般由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来充任,除此之外还有日讲官、展书官、侍官人员各不定,分为东西两班,人数多寡全看经筵的规模和事前的安排。
沈溪就算身为从六品的翰林院史官修撰,却没资格充任经筵官,最多是个陪坐末席,拿着笔记录,用心学习揣摩的翰林小官。但从规矩上来说,未来的经筵官必然会出自今日旁听的一众翰林之中,所以沈溪权当是为未来给皇帝讲经做功课。
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銮驾抵达时,沈溪已经等了约莫半个时辰,随着弘治皇帝到来,先是升座仪式,沈溪和其他参加经筵的文武大臣、讲官、旁听等一起,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回到座位,经筵终于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经筵的总讲官正是谢迁,司仪则由鸿胪寺卿主持。
仪式开始,鸿胪寺卿宣布“进讲”,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而出,到了讲案前北向而立,先行师礼鞠躬,再行叩拜天子之礼叩头。随后,展书官上前把经史、讲官讲义展开,经筵便正式开始。
讲官讲经筵的顺序,是先四书后经史,四书讲官在东,经史讲官在西,连同经筵官分为东西两班列在一边,等待前一人讲解结束,后续跟上作讲。
这就好像是一次演讲活动,所有要演讲的人要排序而来,一次上去两个,等二人相继讲完,然后再换下两人。
经筵讲官穿着大红袍,至于展书官以下的侍官则是身着青绿色锦绣服,给事中、御史和侍仪官共六人分别列于讲案的东西两侧,负责监督经筵讲官的礼节和体统,若有不合时宜者,就会遭到上书弹劾。
毕竟这是给皇帝和太子讲文学、礼法和经史时,任何人不能在礼数上有任何错漏,否则就有大不敬之嫌。这一次经筵,弘治皇帝担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刚愈,干脆没有让太子出席,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经筵上提建文旧事的打算,在事情没有公论之前,让太子接受新观点有些不合时宜。
除了弘治皇帝外,皇家再无人出席,外戚中却有张鹤龄、张延龄两兄弟,一个是寿宁侯、一个是建昌伯,不过比他们地位更加尊崇的还有英国公张懋,至于其他勋贵,并不在此次经筵邀请之列。
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无论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而且要虚心受教,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凡皇帝有疑问,就连武将也不能以“不知”来回答,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
这就好似一次考试,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轻则训斥,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
沈溪作为旁听者,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
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建文年号”之事,而这件事的“起因”,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
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沈溪揣度,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谢迁、王鏊等寥寥数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
经筵正式开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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