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乡试一样只看四书文的情况。
考生考卷中答题得分的比重,三场下来几乎是相同的,先不论文章文采,若哪个考生哪一道考题写偏题了,等于是被直接刷下去。
参加会试的这三千五百名考生,那可不是泛泛之辈,若在会试中有偏科和错漏,还想中进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若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不好意思,下届会试请早。
第一天下来。波澜不惊。
沈溪对于这届会试的考题,属于提前知晓,但沈溪之前便很谨慎。就算为这届考试提前做好文章,也从未直接落笔于纸面过。都是将文章成于胸,再仔细斟酌,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
别人是用七八天时间答题,他用的可是四五个月,从沈溪得知自己中了乡试解元,就一直在准备这次会试,丝毫没怠慢过。
事实证明,考题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并未有丝毫偏差。
……
……
二月十二,第二场考题下来。
第二场是公共科目的考试,考的是“论”、“诏诰表”、“判语”,论考的是论述性文章,不再用八股文,出题也不会从《四书》、《五经》上出,范围相当广泛,跟高考作文类似。
这届会试的论考题为“君子中立而不倚”,出自《礼记》,原文是“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出自《礼记·中庸》的题目,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圣人可不会告诉你,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君子中立而不依”,我出的可不是《礼记》的原文<="l">。这是论的考题,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
沈溪明白了这一点,答题就容易多了。
至于“诏诰表”、“判语”,都是官场的应用文,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
其一是代拟公文,其二是写批语,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考察内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
前两场考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第三场的“策问”很简单,一问一答,将你的观点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问一共有五道,以前会试的“策问”,从来都是走过场,属于“附加题”,考官很难从“策问”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毕竟题目简单,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
这道题,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
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而在于科场之外,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
这道策问,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只有二人答题流利,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甚异之,将以为魁”,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
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
这次礼部会试,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书画家唐伯虎。
这一道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程敏政经牢狱之苦,出狱才不过几天就发急病而死。
怪只能怪,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发下来。
沈溪没有看另外四道题,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
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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