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一粟 3

    名不见经传的“结果”（）是个很有效率的倡议组织。1980年，为全球饥饿问题而忧虑的音乐家山姆·达利-哈里斯（-），有感于针对这一问题的政治压力严重不足，成立了“结果”。达利-哈里斯相信，大体上，很多美国人是关心世界苦难的，只是不知道怎样将关心转化成改变，因此，他创建了公民倡议平台“结果”和兄弟组织“结果教育基金会”（）。这两个机构招募公民游说者，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了解全球和国内的贫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指导他们给编辑写信，和报纸编辑部见面，撰写社论；给国会办公室写信、打电话，和国会议员见面，用专业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结果”的志愿者最早发动的大型运动之一，是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生存革命”项目谋取来自草根阶层的支持。“儿童生存革命”使用疫苗和口服补液来治疗、挽救儿童的生命。1000名消息灵通的“结果”志愿者和报社人员见面，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有100篇文章见报。美国对世界各地儿童生存项目的资金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2500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年6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志愿者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在儿童生存方面已累计花费50亿美元，成果之一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量从每天41000名降至每天18000名，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有将近840万个生命得到救助。当然，“结果”的倡议运动不是实现增长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带来了改变。作家戴维·伯恩斯坦（tein）是全球变革推动者的记录者，他认为“结果”在促使国会关注“全球性杀手”肺结核病上带来了变革。

    “我参与到结核病项目里，是因为一群‘结果’志愿者到俄亥俄的奥柏林和梅迪纳来找我，”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他们很有说服力，见多识广，而且非常坚决。”[4]结果是，用于肺结核防治的联邦资金从1997年的每年100万美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年近2.5亿美元。尽管这并不完全归功于“结果”，但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都说，“结果”在促进拨款增加方面功不可没。目前，美国已经累计投入18亿美元，用于治疗这种一度被忽视的疾病，再一次挽救了百万人的生命。

    在全美扩大学前教育是“结果”迎来的新挑战。“结果”向国会施压，在1999年的后衰退时期经济刺激计划中，为“开端计划”（）和“开端计划早期项目”争取到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拨款。从那时开始，“结果”一直在为维持招生所需的资金投入进行游说。“结果”在全美100个城市设有分会[5]，覆盖全部国会选区，并已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

    倡议也许听起来很乏力，和前线的援助英雄相比，倡议者显得很苍白，足不出户的倡导求助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浅尝辄止的业余人士。但是，为不能发声的人说话，和分发艾滋病药物一样，可以拯救生命。你写给一个政客的信不可能改变政策，这是真的；你也许不能解决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也是真的。但是，不要因此低估改善一个问题的价值，也不要忽视人权倡议帮助某一个人的价值。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帮助所有人，就以为我们不该帮助一个人。

    这是一个身在罗马尼亚的波兰裔亚美尼亚难民教会我们的事，他的一生因为一张便条永远地改变了。这个男人名叫瓦迪斯瓦夫·克里斯多夫维奇。二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难民遍地，克里斯多夫维奇，试图借助一个车轮内胎游过多瑙河，进入南斯拉夫。才到河中央，内胎就进水了。游到南斯拉夫的克里斯多夫维奇大口喘着气，一上岸就遭到逮捕，被押往石棉矿边的劳改营。随后，又转往山上的劳改营。他在山里伐木的时候，当局正在研究该如何处理他和其他东欧逃亡者。几年过去了，南斯拉夫决定释放部分难民前往意大利，以此博取西方的肯定，同时枪决部分难民，以此向盟友保证，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依然是可靠的。

    克里斯多夫维奇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下山，塞进一列牲畜运输车。挨在边上的犯人通过车厢的缝隙看见下一站的名字，大喊着告诉其他人。如果车是向西开的，他们也许正奔向意大利和自由，如果向东开，前途便是末路。

    此时，克里斯多夫维奇早已设法联系上贝尔格莱德的法国大使馆，他用优美的法语申明自己遭到关押，并有亲人在法国的情况。于是，一位法国外交官给南斯拉夫政府写了一个便条，提到了克里斯多夫维奇和他的案子。便条只有寥寥数语，不过是简单的询问，却足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克里斯多夫维奇的列车向西驶去。一个星期后，犯人们抵达意大利，克里斯多夫维奇将死里逃生部分归功于法国外交官写的便条——后者从来不知道自己曾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克里斯多夫维奇历尽艰难，来到法国。他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但很快就憧憬更大的机遇。他认定，美国是收获机会的地方。巧合的是，他为玛吉·卡梅隆打扫房间。年轻的玛吉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当时因“马歇尔计划”在巴黎工作。他们渐渐成了朋友，玛吉催促父母帮助这个战争难民申请移民。尽管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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