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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有意义的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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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援助项目的运行更加顺畅,往往也更加透明,这是因为像多尔这样土生土长的项目领头人越来越多,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比外国来的援助工作者花费少得多。无论是在纽约布朗克斯,还是在海地贫民区,当地领头人能争取到社区对新项目的支持,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的价值。

    我们曾写过特芮莱·特伦特的故事,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只念过一年小学。而现在,她创造出了一些新东西。特芮莱11岁就结了婚,丈夫殴打她。她遇到国际小母牛组织()的负责人乔·勒克(Jo Luck)时,还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民。勒克让她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特芮莱写下了去美国学习的志向,她要念大学,当学士、当硕士,甚至要成为一名博士。然后,她把写有目标的那张纸裹在塑料袋,塞进锡罐里,来到她放牛常去的地方,把罐子埋在一块石头下。她开始参加函授课程,表现出色,最终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录取,并得到奖学金。拿到学士学位后,她回到津巴布韦,挖出锡罐,拿出心愿纸,画掉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她飞回美国读硕士,拿到学位,又回到家乡挖出罐子,画掉第二个目标。终于,2009年,她在西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再次回到津巴布韦的牧地,挖起罐子,画掉了最后一个目标。

    现在,特芮莱·特伦特博士和救助儿童会( )合作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也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她创立了一个基金会“”——意思是“梦想能够实现”——这也是她自己的信条。2014年,她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当特芮莱向津巴布韦的家长和孩子讲述让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时,当她计划在偏远的村子开办更多学校时,她的信誉远远超过任何外来者。

    成功人士往往鄙视穷人或无家可归的人。[6]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苏珊·菲斯克()通过脑部扫描展示出,具有较高成就的人看到穷人的画面时,大脑会将穷人当成物品而不是人类的图像处理。成功者有时将贫穷视为道德上的失败,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未来做出牺牲,遵纪守法,就能创造自己的好运。然而,如果你的母亲是个酗酒的少女妈妈,你一生下来就带着酒精造成的严重伤害,这条路就难走得多。同样,如果你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街区,你疲惫焦虑的单亲妈妈骂你多过抱你,你面前的障碍恐怕也难以跨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在3岁半之前受到的养育方式比智商更能预测出他们的高中毕业情况。

    因此,结论就是,终结贫穷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是那些生来贫穷的人。就像沃伦·巴菲特说的一样,出生决定命运,我们人生的结果往往依赖于一张“卵巢彩票”。我们大谈美国梦,但来自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孩子[7],12个中只有一个,奋斗一生才有机会跻身收入最高的20%阶层,而在阶级意识强烈的英国,这个比例是八分之一。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深入挖掘贫穷的循环和教育赤字——后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们也将检视那些已经证实能够打破循环的策略。正如我们所见,早期干预——从怀孕和婴儿时期开始,持续整个学前阶段——对打破贫穷的循环尤为有效。我们过去的努力之所以常常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来得太晚。

    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提出一个令人折服的观点:衡量一个社会的公平时,要在“无知之幕”下考虑。也就是说,降生在这个社会时,我们不知道母亲是投资银行家还是未成年少女;生在绿树成荫的郊区,还是帮派横行的内城;健康还是残疾;聪明还是迟钝;享有特权还是低人一等。这是一个狡猾的分析工具。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需要进入保育学校的失养儿童,我们当中还会有谁反对为它提供资金?我们应当记得,一个人是享受家庭的幸福还是流落街头,二者间的差别不仅仅是由我们的道德水平或自律决定的,更是由运气、大脑化学、教养方式、基因和外界援助的复杂组合决定的。我们也该承认,生活的成功反映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进取心和意志力,也有机遇和早期教育,同情心更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文明的标志。

    我们的挑战是,培养出一种利他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化,让人们形成社会参与的本能。这就是说,不分你我,只有我们。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过去250年来,我们在扩大同情心方面的进步是惊人的。第一次为别人争取利益而非为自己索取更多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废奴运动。第一次针对全球贫穷问题的国际救灾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成形。(人们的同情是有限的: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奥斯曼帝国苏丹捐献的赈灾款不要超过一万英镑,因为这会让她区区2000英镑的捐赠相形见绌。[8])今天,几乎每所大学的公告栏里,都能见到为异国困难人口吁求的海报,但从历史上看,这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今天的人们对小鸡和母牛的关心,也许远胜过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奴隶和外国人的关心。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r)教授,就是日益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倡导者[9],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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