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了了。因此法官在判决时必须十分慎重。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虐待儿童的可能,就要让孩子离开那位受指控的父亲或母亲。或者,至少是不让他或她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看望孩子。也不能和孩子一起过夜。或者,甚至不让
“够啦,”康纳坐在我的身旁说道“回去吧。”
“很抱歉,”我说道“可是真烦人。”
“我相信。现在,你还有什么话没有告诉我?”
“哪方面?”
“关于性骚扰的指控。”
“没有,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后辈,”他轻轻地说道“要是你不告诉我,我就没法帮助你。”
“这和性骚扰毫无关系,”我说道“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是关于钱的事。”
康纳一声不吭。他望着我,等着下文。
“啊,见鬼。”我说道。
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人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你以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实际上你却什么也不明白。以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明智。你身不由己,完全失去理智。可是,在那时候,你还以为事事称心如意呢。
当时的情况是我坠入了爱河。劳伦是那种有教养的姑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态度矜持。她比我年轻,十分美丽。
我心里一直很明白,我们之间很难相处得好,但我还是想方设法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们结了婚,开始在一起生活。然而,她渐渐产生不满情绪,对我的公寓,对公寓的地段,还有对我们的收入都不满意。为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开始闹别扭,可这是与事无补的。她在车里发脾气,在床边发脾气,到处发泄。她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痛苦,因此,我便尽量讨好她,去搞她要的东西,带礼物回家,为她做饭,承担一些家务。这种事我原先素来不干的,但是我当时沉溺在爱情之中嘛。我养成了讨好她的习惯,千方百计想让她高兴。
我身上经常感到有压力,需要更多的这个,更多的那个,更多的钱。更多,更多。
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她的健康保险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支付,并不包括怀孕分娩所需费用,我的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后,无法及时筹集生孩子所需的费用。当时需要8000美金,我们得拿出这笔钱来,但我们俩都没有那么多钱。劳伦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医生,可是她不愿向他张口要钱,主要因为他起先不同意劳伦嫁给我。我的家庭毫无积蓄。就是这样,一个子儿也没有。她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得拿出8000美金来。这件事像幽灵般地缠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一点变得不言自明了,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那就是这件事该我来办。
8月的一个夜晚,我到拉德拉高地处理一件家庭斗殴。一对拉丁美洲血统的夫妇,他们酒喝多了,而且大打出手。妻子的嘴唇破了,丈夫的一只眼睛被打青,他们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哇哇直叫。但是我们很快使他们安静了下来。我们见两人都伤得不重,因此便准备离开。当那妻子知道我们要走时,开始高声叫喊,说她丈夫欺负她的女儿,在肉体上虐待女儿。丈夫一听,顿时火了起来。我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是想以此给她的丈夫找麻烦。但是妻子坚持要我们检查她的女儿,于是,我就进了孩子的房间。那孩子大约9个月大,脸哭得通红。我拉开盖被来检查她身上的伤痕,这时我发现一块一公斤重的大麻,就放在孩子身旁的盖被下面。
情况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夫妻,她将不得不作不利于她丈夫的证明,可是并没什么可以证明丈夫有罪的理由,搜查也无效,这事就这样会没完没了。他只要找个稍微像样些的律师,就能打赢这场官司,毫无问题。因此我走到外面,把那家伙叫了进去。我知道,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抓起大麻放进嘴里一嚼,就没命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个利害,打算捉弄他一番,吓唬他一下。
现在就我和他两人在孩子的房间里。他妻子仍然在外面的起居室里,和我的搭档呆在一起。突然那家伙掏出一只有两厘米厚的信封。他撕开信封,我看见里面全是100美元一张的钞票。一大叠100美元的钞票。他说道:“感谢你的帮助,警官。”
信封里足足有1万美元,也许更多,我可说不准。那家伙递过信封,望着我,等我把信封收下。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在孩子的床上放大麻之类的东西很危险的话。那家伙立即把那包东西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脚踢到床底下。然后他说道:“你说得不错。谢谢你,警官。我可不愿意女儿发生什么意外。”他递过了信封。
就是这样。
一切都乱了套。他妻子在外边对我的搭档大吵大嚷,孩子在这儿对我们大声啼哭。那家伙举着那信封,笑着,点着头,就像在说,没事儿,收下吧,这是你的。而我想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后来我们进了起居室。我说孩子没什么问题,这下那女人开始醉醺醺地对着我吼叫,说我虐待了她的孩子——现在是我,而不是她丈夫——说我和她丈夫合谋,说我们都是儿童虐待狂。我的搭档认为她是喝醉了说胡话,于是我们就走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搭档说:“你在那房间里呆的时间可不短。”我回答说:“我得检查孩子嘛。”就这样。只是她第二天来警察局,正式指控我虐待她的孩子。她还是醉醺醺的,而且在局里是有前科的,但尽管如此,这个指控够严重的。后来进行了预审,但因缺乏根据而被否决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些钱怎么交待的呢?”康纳问道。
“我到拉斯维加斯去度了周末,赢了一大笔。那年我为1。3万美元非工资收入支付了税金。”
“谁的主意?”
“劳伦的主意。她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切她都知道?”
“当然啰。”
“那么警察局的调查呢?预审团有没有提出报告?”
“我想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是听了一下口头陈述,便不予受理。也许在档案里做了记录,但没有写报告。”
“好吧,”康纳说道“把其余的一切也告诉我。”
于是,我又对他讲了肯舒比克,讲了洛杉矶时报,还有韦塞尔。康纳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听着。我在叙述时,他开始从牙齿缝里吸着气。这是日本人表示不满的方式。
“后辈,”我讲完后,他说道“你使我处境十分为难。毫无疑问,你使我看上去像个大傻瓜,而我本应当更清醒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与你毫不相干。”
“后辈呀,”他边摇头边说“后辈”
我又在想我的女儿。想着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无法再见我的女儿——我无法再
“注意,”康纳说道“我对你说过,事情会变得令人难堪。相信我的话,现在才是开始。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设法把一切都赶快办完。”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办完了。”
康纳叹了口气,摇摇头。
“哪有的事啊,”他说道“现在,在四点钟你和妻子见面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我们在那之前务必做好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