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本为桥梁的时代

    九月二十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博文。这次接见加剧了“帝党”与“后党”的矛盾，也加速了戊戌变法的流产。就在伊藤博文觐见皇帝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收回权力，并大肆追捕和杀戮维新人士。

    中国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腰又沉睡了。曾经多年执掌中国海关大权德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写道：“翁同龢问我是否还有时间去做我曾经建议加强中国国力的措施，如改革、陆军、海军、财政、吏治等。我告诉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将来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决心明天开始就正经着手改革，今天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若是根本无意推动改革，今天的损失就毫无意义，只是向狼群投掷一片片的肉，使它们暂时不追上来，直到把马累死为止。”

    两年以后，中国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中国的依然有日本在内。在由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冷血和最残暴的军队是日本军队。

    当八国联军占领被满清朝廷遗弃的北京城之后，李鸿章再次被历史选中，成为又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和约——的签字者之一。

    这一次，李鸿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条约签署之后仅两个月，他便在北京贤良寺咳血而死。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拍着胸脯叹息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什么时候能实实在在地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敷衍一时。就像一间破屋子，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即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也还可以支吾对付。如果要彻底推翻、重新修建，又没有预备必须的建筑材料，也不知道采取什么改造方式。但这样的结局，又怎么能让裱糊匠一人来负责呢？”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作为晚清洋务派最杰出人物的李鸿章尚且如此，难怪梁启超要感叹说：“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竖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热情，日本依然是光芒四射的榜样。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之游学第二中论述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罢了，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二十年前出洋留学的学生。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被西洋威胁而感到愤怒，便率领一百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去学习。有的学政治工商，有的学海军陆军，学成归国之后，都成为国家地栋梁。于是，日本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日本是一个现成的老师，日本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到日本去留学，确实如张之洞所说，可以事半功倍。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二年间，日本是年轻而有抱负的中国人出国寻求现代教育时首选的目的地。在日本学习比较容易，费用不高，而且生活也要比欧洲和北美舒服。日本专门开设了为中国留学生进行短期培训学校，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兴文书院和同文书院。

    日本人以对十九世纪知识资源的充分了解，以作为亚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强烈而不无激情的意识，进入了二十世纪。

    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数量的起伏波动，成了中日关系升降变化的晴雨表，但一般趋势是上升。

    一八九七年留日学生不过数十人，而到了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三年的冬天，官方统计的留学生已达七百六十三名。从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留学热潮达到了顶点，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和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据估计，这几年每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八千人，超过了到西方国家留学人数的总和。他们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曾经是士官学校的士官生，去那里的投考者是为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官员到日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证心得，数年以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直隶成为各省中改革的先锋。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日本模式成为首选。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声称：“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十八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

    一九零七年，满清政府成立了宪政编查馆，主要负责以明治宪法为榜样，草拟宪法大纲。它有职员一百六十人以上，其中五十人是国外留学的专家或曾参加调查团，而这五十人中有四十人曾到过日本。更有意义的是，该馆重要的编制局有二十九人，在曾经到过外国的十九人中，十六人是曾到过日本的。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从各种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种著作中，日语翻译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现代中国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重要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形成中的中国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几乎在当时中国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日语都为创造现代汉语词汇作出了贡献。汉语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汉代以来直到清代近两千年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对于在语言变化中反映出的中国人世界世界观的变化，日语起了极大的作用。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却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但就日本政府和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中国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强国之路。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一八九八年，日本政治家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之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该校还曾经在上海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该校把重点放到中文学习上，毕业生有访问中国一年、撰写调查报告的机会。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文化交流工作，背后都有日本官方“大陆政策”的阴影。许多项目都受到军部的资助，军部露骨地表示说学者们就是在研究“如何占领中国”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指出，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发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中国也要对日本的侵略野性提高警惕。

    从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日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得到了满铁公司的资助。一群群年轻健壮的日本人深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日本帮助中国培训军官、现代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同时，日本还为中国提供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来源。当然，日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义或者报答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日本的恩惠。相反，日本有着极其狡猾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中日两国诸多的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次年给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秘密信函中，如此盘算这些活动对日本的利益：“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员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显然，日本当局对中国的“友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副野心勃勃的、将整个中国都圈在内的“大东亚”的棋盘已经开始摆设了。然而，在善良的中国人当中，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处境的人并不多。

    谁会想到，邻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隐藏着血盆大口呢？谁会想到，朋友的甜言蜜语背后却是毒药和刀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