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战士的奥威尔

实让奥威尔看出，这场冲突为巴伦西亚当局直接控制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借口，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为镇压马统工党提供了借口。巴塞罗那的冲突结束后，奥威尔回到前线，5月20日在前沿阵地上被敌方狙击手一枪击中咽喉，侥幸捡了一条命。但是等伤未痊愈的他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人被逮捕，警察也正在大肆搜捕该党党员。这一切证实了奥威尔的预感，即巴塞罗那的冲突一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奥威尔有一两位前线战友被投入监狱，他也极有可能落入警察之手，几十年后在西班牙发现的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曾晚上在被毁的楼房处睡了3个晚上，后来与妻子6月23日逃离西班牙，到了法国。

    另外一场战争

    让奥威尔真正义愤填膺的是，在西班牙的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媒体中，对巴塞罗那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马统工党并将其“妖魔化”在巴塞罗那，他看到过这样的海报:一幅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标志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马统工党被称为是由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派分子组成，是“佛朗哥第五纵队”的成员。奥威尔所目击的与法西斯军战斗的战士被诬为胆小鬼和叛徒。巴塞罗那事件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暴乱，然而在事件经历者奥威尔看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控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只是权威腔调的断言。”

    然而那些报刊的说法不仅在西班牙广为流传，而且就连国际上的左派报刊也如此传播。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对政敌，尤其是落败了的政敌一方面残酷镇压，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肆意抹黑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奥威尔对这种不择手段的丑陋行径表现得出离愤怒。他认为自己了解真相，有责任澄清事实，这并非出于奥威尔的党派私见。前面说过，奥威尔虽然加入了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却并未加入该党。该党及其盟友无政府主义者执行的是较为激进的路线，包括强调自由和平等、工人掌权等，奥威尔对马统工党的路线有保留(“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经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对之严厉批判，而相对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即团结所有与叛军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奥威尔承认任何政革派类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马统工党那样的政党视为麻烦，但是他坚持认为那与直接的背叛变节完全是两码事。

    于是奥威尔在死里逃生离开西班牙后，又投入了另外一场战争，即为揭示真相和政治斗争牺牲品马统工党辩诬的工作，不仅写了多篇文章，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初衷也是如此:“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写出那本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方面是战争回忆录，一方面又把许多篇幅用在澄清与马统工党有关的真相上。他更是不惜有损于全书结构，用了很长的一章为马统工党辩诬，其中引用了许多攻击马统工党的报刊片断，揭示其相互矛盾之处，从宣传的迷雾中透视真相。

    “可能是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最佳著作”

    当然，不要因此以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过是历史或政论性书本而已。事实上，书中不少地方表现了作家奥威尔过人的描写及观察天赋。在描绘在前线的生活及一次突袭时，刻画细微，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用的是一种精简而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也不时显示出幽默感(例如对前线低劣武器装备的调侃)，一些细节上也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精神(如一次左翼内部敌对人员主动与其的握手的描述)。从这本书里，我们还可以读到，除了战斗中的勇敢，奥威尔身上也有几分侠义精神，比如逃出西班牙前，他曾冒险营救被逮捕的战友乔治？柯普，这种舍己为人的同袍之情令人感动。

    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尚未结束时的1938年4月就出版了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急就章”由于是从个人的经历以及视角来写这场战争，他谨慎地承认:“事实上很难准确地描述这场西班牙战争，因为我们缺少非宣传性的文章。每一个人都要警惕我的记述中的偏见和错误。尽管如此，我已尽最大努力做到诚实。”这本书出版后先是遭到冷遇，但是在奥威尔的这场追寻真相的战争中，他的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本书一直在版，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显示出了长久的生命力。书评家称它为奥威尔的最佳作品之一“可能是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最佳著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已有了两个译本(首个译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版)，看来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的记录是有价值的，他为阐明真相所做的努力也并未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