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开始对整个阵地进行搜索。我附近躺着几个死者,但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去仔细观察他们。我要搜寻的东西是机关枪。在我们潜伏在堡垒外面的时候,我始终有些困惑不解,而且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机关枪没有开火。我对着掩体内的机关枪位置打开手电筒,多么令人失望啊!机关枪不在那里。机关枪的三角支架,以及大量弹药盒和备用零件盒倒是全部原地未动,就是机关枪不见了。他们一定是在最初交战时就把机关枪卸下并转移了。毫无疑问他们是奉命行事,这是一种愚蠢和怯懦的行为,因为如果他们用机关枪从这里扫射,那会消灭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全都为此狂怒不已。我们曾梦寐以求缴获一挺机关枪。
我们东寻西找,但没有发现任何稍有价值的东西。遍地都是法西斯分子散落的手榴弹——一种更差劲的手榴弹,只要拉断那根细绳就能立即爆炸——我捡起几个放进袋里留做纪念。我无法不对法西斯部队士兵的赤贫感到震惊。在我们的防空壕里,你会看到许多随手乱扔的多余的衣服、书籍、食物、小件私人物品之类的东西,而那种情况在这里完全不存在。看来,这些未付薪酬、强征入伍的可怜的法西斯士兵,除了毯子和一些浸了水的大块面包之外,什么都没有。堡垒的最北端,有一个小型防空壕,顶部高出地面,并留有一个小天窗。我们向窗内打开电筒,大家立刻发出一声欢呼。壕内有一个罩上皮套的圆柱形的物体,高约四英尺,直径六英寸左右,斜靠在墙上。这明显是机关枪枪身。我们对周围巡视了一番,然后进入防空壕,发现那个皮套内的东西并非是机关枪,而是我们在这支装备奇缺的队伍里显得尤其珍贵的东西。它是一架大型望远镜,放大倍数至少也有60—70倍,此外还附有一个可以折叠的支架。这样的望远镜在我方前线部队中根本不存在,而我们又急需这样的望远镜。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它取出来,并将它斜靠在掩体上,准备随后带走。
就在此时,有人高声喊叫,法西斯分子正在包围我们。确实,双方激烈交火的喧嚣声变得震耳欲聋。但法西斯分子显然无法从右侧反攻,因为这意味着必须穿越双方战线间的无人地带并攻击原属他们自己的堡垒胸墙。如果他们对这一切还有点理智的话,那就只会从阵地内侧向我们反攻。我走到防空壕的另一侧。这个阵地看起来大致上像块马蹄铁,防空壕大多修建在中间部位,所以我们左边还有一道防护胸墙。猛烈的射击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但从那边发起攻击并不会起很大作用。真正危险的正前方,那里根本没有防御设施。一串子弹刚刚从头顶上方飞过。这些子弹一定来自离战线相对较远的另一个法西斯分子的阵地。非常明显,我们的另一支突袭部队根本就没能夺取那个法西斯阵地。这一次的交火噪音是震耳欲聋的。这种完全类似于战鼓的咆哮声,是由大量来复枪发出的。我已在一定距离外听惯了这种声音,而这一次却是我首次身临其境。当然,现在,战线已经延伸至数英里。道格拉斯?汤普森——一只胳膊上缠着绷带,无可奈何地垂在身体侧面——正斜靠字胸墙上,用单手向闪光处开枪。一些来复枪管被堵塞了的人则为他填装子弹。
我们这一边有四五个人。我们必须做什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把前面掩体上的沙袋搬到无防护的另一侧,重新筑起一道掩体;我们必须立即行动。目前火力正猛,但并不排除什么时候会变弱一些。借助周围的射击闪光,我能看到包围我们的敌人大概有一两百人。我们松动并拉下沙袋,把它扛到前方20码处,再把它们放下来,然后重新垒成掩体。这是一件令人憎恶的差事。这些都是大沙袋,每袋重达一英担*,必须使尽你的全身力气才能使它松动,带着臭味的帆布袋破裂后,潮湿的泥土会溅得你浑身都是,并灌进你的脖子和袖口里。一切都极为令人厌恶:混乱、黑暗、可怕的喧嚣、在泥浆中滑来滑去、与突然破裂的沙袋抗争——那时来复枪也很碍事,可又不敢放下来以免弄丢。在我们费力地搬着沙袋时,我甚至对某个人大叫:“这是战争?真该死!”突然,一些高大的身影接连跃入我们前面的掩体。当我们走近时,我们见到他们身穿突袭部队的制服,于是我们欢呼起来。我们满以为他们是援军。然而,他们只有四个人:三个德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人。后来我们终于知道突袭部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熟悉地形,在黑暗中摸到错误的地方去了;他们在法西斯分子阵地的铁丝网旁被发现,有很多人遇难。突袭部队中有四个人半路上走丢了,他们真是幸运。这三个德国人对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都不懂,甚至连一个单词也说不出来。我们费尽周折,做了大量的手势向他们解释我们正在干什么,并让他们帮助我们建造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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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单位,在英国等于112磅或50。80公斤;在美国和加拿大等于100磅或45。3592公斤;半公担,公制重量单位,等于50公斤或110。23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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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西斯分子调来了一挺机关枪。你能看到它在100或200码外喷出的爆竹般的火焰;子弹带着一种凄厉无情的啸叫声飞越我们头顶上空。不久,我们便搬来了足够的沙袋,构筑了一个低矮的临时掩体,我们这一侧的几个人可以凭借掩体卧倒射击了。我蹲在他们的后面。一枚迫击炮弹旋转飞过,落在军事无人地带的某个地方爆炸了。这是又一个威胁,但对方仍得花上一些时间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再与那些令人不快的沙袋摔交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个不坏的乐事;噪音、黑暗、逼近的闪光,我方人员正在对着闪光处还击。你甚至还有时间思考一点什么。记得当时我曾在怀疑自己是否害怕,后来认定我并不害怕。在攻击敌人堡垒之前,我所面临的危险比现在要小得多,却感到非常紧张害怕。突然,有人叫喊法西斯分子正在缩小对我们的包围。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来复枪的闪光越来越近了。我看到有一道闪光距离我们已经不到20码。他们显然是沿着那条交通壕进攻过来的;不到20码,正是他们可以从容投弹的距离,而我们***个人聚集在一起,只要有一枚落点恰当的手榴弹就会把我们炸成碎片。鲍勃?斯迈利面部受了轻伤,鲜血从伤口中流出,仍站起身来投出了一枚手榴弹。我们赶紧伏下身体,等待爆炸。手榴弹在空中飞行时,导火索发出了嘶嘶声,但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这种手榴弹至少有1/4是哑弹)。我现在只有几颗法西斯分子的手榴弹了,而且不能确定这些手榴弹能否起作用。我大声询问其他人,是不是能够给我一枚手榴弹。道格拉斯在自己的弹药袋中摸了一下,给我递过来一枚。我把这枚手榴弹投了出去,然后趴下身体。这是最幸运的一次,通常一年才会发生一次,我成功地把手榴弹恰好投在那些正在开火的来复枪那里。最初是传来爆炸的轰鸣声,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恶魔般的尖叫和呻吟声。不管怎么样,我的确炸倒了一个敌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炸死了,但至少是受了重伤。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在听到他的惨叫声时,我心中产生了一阵隐约的悲哀。与此同时,在来复枪闪光的映照下,我看到了或者说我认为我看到了那枪光不远处的一个身影。我立即举起来复枪并开枪射击。又有一声惨叫传来,但我认为这还是那枚手榴弹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又投出了数枚手榴弹。我们看到的来复枪的再次闪光已经离我们更远了,100码或更多。看来我们已经把敌人打退了,至少暂时如此。
人们开始咒骂,质问后方究竟为什么不对我们进行增援。只要支援一挺冲锋枪或派来20个携带未堵塞的来复枪的人,我们就能顶住一支大部队的反攻,坚守住这个地方。此时,本杰明的副指挥帕迪?多诺万跃入前面的掩体,前来传达命令。
“喂!赶快出来!所有人立即撤退!”
“什么?”
“撤退!赶快出来!”
“为什么?”
“这是命令。马上撤回我们自己的阵地。”
人们开始跨越前面的掩体。有几个人还在争扛着一只沉重的弹药箱。我马上想到了望远镜,我把它放在阵地另一边,斜靠在胸墙上了。但就在此时,我看到那四个突袭部队的成员,——我想也许是他们事前接受过某种秘密指令,——飞快地跑近交通壕。那交通壕通向另一个法西斯阵地,如果他们跑到那儿将必死无疑。他们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我紧紧地追赶上去,并试图会议起西班牙语“撤退”这个单词;最终我大声喊道“atrás*!atrás!”这个单词可能正确地表达了我的意思。那个西班牙人听懂了,并把三个德国人也带了回来。帕迪在掩体那儿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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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意为“后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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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快一点。”
“可是望远镜!”
“可——望远镜!本杰明在外面等着我们呢!”
我们俯伏前进至铁丝网下,帕迪为我把铁丝网掀到一旁。我们离开法西斯分子的掩体后,一直处于敌人穷凶极恶的火力压制之下,看起来他们是在全方位攻击我们。我也并不怀疑,其中部分火力来自我们自己一方,因为整个战斗中的所有人都在开枪。无论我们转移到哪里,都会又有一串子弹扫射过来。黑暗中我们有如一群羊被从这里赶到那里。我们虽然拖带了一箱缴获的弹药,但这也无法使我们心安。这个弹药箱装有1750发子弹,大约有一英担重。此外,我们还缴获了一箱手榴弹和一些法西斯分子的来复枪。在数分钟之内,尽管双方阵地之间的距离只有200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了解地形,可还是全都迷失了方向。我们发现自己只是在某个泥泞地带兜来兜去,除了知道有子弹从两边飞来之外什么都弄不清楚。月亮根本没露过来年,但天空渐渐稍稍有一些光明了。我们的前线阵地在韦斯卡的东部,我想留在原地不动,等待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告诉我们哪边是东,哪边是西,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我们一步一滑地继续向前移动,其间多次改变方向,大家轮流拖拽着那个弹药箱。终于,筑有平整低矮胸墙的前沿阵地赫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这有可能是我们的阵地,也有可能是法西斯分子的阵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哪怕最模糊的建议。本杰明在泛白的野草丛中潜行至胸墙前20码远的地方,尝试询问口令,应答他的是:“poum!”我们迅速站起身来,沿着胸墙找到了回去的路。我们趟进沟渠,再次弄得我们浑身泥浆——扑通、扑通,哗哗、哗哗——我们安全地返回了。
柯普和一些西班牙人在掩体中等着我们。医生和抬担架的人都不在这里。看来伤员已被接送走了,除了豪尔赫,我们中还有一个名叫海德斯通的战士不见了。柯普焦躁地走来走去,脸色异常苍白,甚至颈后的赘肉也有些发白,他并没注意穿越低矮掩体上方的成串子弹,有的子弹就从离他头部很近的地方飞过。我们大部分人都蹲在掩体后以保证安全。柯普仍在嘀咕“豪尔赫!cogno!豪尔赫!”接下来,他又用英语说:“如果豪尔赫死了,这太考(可)怕了!”豪尔赫既是柯普的至交好友,也是他部下最好的军官之一。柯普突然转向我们,召集五名志愿者,其中需要两名英国人和三名西班牙人,前往寻找失踪者。莫伊尔和我,以及另外三个西班牙人成为志愿者。
在我们出发以后,西班牙人咕哝着说,天亮了,行动更危险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空已经微微地透出了一些蓝色。法西斯分子的工事里传来了一片兴奋的狂叫声。显然,他们是在派出更多兵力的情况下重新收复这个地方的。在我们距离堡垒60到70码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们或听到了我们发出的什么声音,他们突然猛烈开火,迫使我们立即卧倒。他们中有人将一枚手榴弹扔出掩体——一种确实令人恐慌的景象。我们俯伏在草丛中,等待能够行动的机会,当我们听到或以为听到——我毫不怀疑这是纯粹的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千真万确的——法西斯分子发出的声音离我们更近了。他们离开掩体向我们冲过来了。“快跑!”我冲着莫伊尔喊道,并站起来转身撤退。真的,天哪,我跑得有多快啊!当天晚上早些时候我还认为,在浑身上下全部湿透,并且背着来复枪和子弹的情况下,那是无法跑得快的;可我现在明白了,当你认为身后有50或100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在追赶时,你一定会跑得飞快的。与其说我我跑得快,不如说其他人比我跑得更快。在我飞快奔跑的时候,有几个人更以流星般的速度超越了我。那是三个西班牙人,他们早已遥遥领先了。在他们到了我方阵地之后好久,我才赶到并和他们重新会合。事实是,我们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不过,我很清楚,在若明若暗的环境中单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而五个人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我决定独自前往寻找。我成功地潜行到了外围铁丝网下,并尽可能地四下搜索,搜索得也许还不够细致,因为我只能趴在地面上搜索。没有发现豪尔赫或海德斯通可能待在这里的任何迹象,我只好重新爬回我们的阵地。后来我们才知道,豪尔赫和海德斯通在早些时候就被送往急救站。豪尔赫的肩部受了轻伤,而海德斯通则伤得很重——先是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胳膊,造成多处骨折,稍后,在他无望地跌倒在地时,一枚手榴弹又在附近爆炸,炸伤了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幸好他康复了。后来,海德斯通告诉我,他曾爬出一段距离,遇到一位西班牙伤员,于是相互搀扶,终于脱离险境。
现在天色已明了。在绵延数英里的战线上,毫无实际意义的散乱射击声仍在劈劈啪啪地继续着,就像暴风雨过后仍有雨点继续落下一样。我记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凄凉,到处都是充满泥浆的泥淖,歪歪斜斜的白杨,泥黄色污水积聚在壕底;人们精疲力竭,胡须老长,脸上糊满泥巴,眼圈被火药熏得乌黑。当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时,与我同睡一壕的另外三个人全都早已进入梦乡。他们和衣倒卧,所有的武器装备依然在身,并紧紧地抓着手中那糊满了泥巴的来复枪。无论在防空壕的外部还是内部,所有的东西都被雨水淋湿了。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成功地搜集到了一些干木片,升起了一小堆火。接下来,我点着了我已珍藏良久的那支雪茄,而令人吃惊的是,经过这样一夜的折腾,这支雪茄居然并没折断。
后来,我听到了许多关于这次行动是个重大胜利之类的说法。其实,这只不过是进行一次突然袭击,迫使法西斯分子从韦斯卡的另一侧抽调兵力支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者在杰卡再次发动进攻。根据我的判断,在我们的这次行动中,法西斯分子大概增派了一两百人进行反攻。而此后有个叛逃者告诉我们,法西斯的援军多达600人。我敢说这家伙在说谎——叛逃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常总会投其所好。关于那架望远镜,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丢掉了那么好的战利品,我至今仍耿耿于怀。